「爵士乐是郊野堤岸暨都市贫民窟里的弃儿，是非裔美国人为了反抗污秽与悲伤，而掀起的一场快乐起义（joyous revolt）。而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精神，爵士乐才会成为全世界备受机器压迫、成规束缚的现代社会，用以纾解痛苦、化解无聊的全球型安慰剂。」
近20年来，爵士乐在台湾似乎有著蓬勃的气象，不但台北与台中都有大型且举办多年的国际爵士音乐节，两厅院夏日爵士派对也即将迈入第19届。爵士乐团与表演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台湾爵士乐手们纷纷灌录属于自己的专辑，金音奖与金曲奖也有愈来愈多的爵士专辑入围与得奖，大学音乐系开始有爵士主修课程，甚至到大卖场购物都听得到爵士乐。
但台湾经过了什么样的变化，才有今天的爵士样貌呢？
时间回到100年前的美国，牙买加裔的美国评论家J. A. Rogers在他1925年发表的文章〈Jazz at Home〉中，如此评论爵士乐：
「爵士乐是郊野堤岸暨都市贫民窟里的弃儿，是非裔美国人为了反抗污秽与悲伤，而掀起的一场快乐起义（joyous revolt）。而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精神，爵士乐才会成为全世界备受机器压迫、成规束缚的现代社会，用以纾解痛苦、化解无聊的全球型安慰剂。」
从这段话，可以看到几个重点：首先，爵士乐是非裔美国人掀起的快乐起义；其次，爵士乐是全球性的；最后，爵士乐可以让人逃脱现代社会的压迫，并化解无聊与痛苦。如此看来，似乎很符合现代人对爵士乐的认知与想像。不过，爵士乐发展了100多年，形式与风格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而每一代的台湾人对爵士乐的看法也可能稍微有点不同；另一方面，殖民主义、地缘政治、与国家的外交政策，都可能是影响台湾接受爵士乐的要素。因此，本文将梳理在不同时空下，台湾接受爵士乐的轨迹。
日治时期：摩登的跳舞时代
1895年台湾成为日本帝国的殖民地，日本殖民政府为了将台湾建设为南进基地，将明治维新以来所接受的近代西方文明输入台湾，现代都会的雏形因此慢慢于各城市形成，而爵士乐（ジャズ）也如同其他西方文明如留声机、咖啡店、百货公司、体育活动等被带入台湾。
1925年，由于电气录音技术的进展及资本不断地涌入，使得日本的留声机与78转唱片产业大幅扩张，而当时，也正是爵士年代方兴未艾的时候，许多欧美正红的乐团如Paul Whiteman、Fletcher Henderson等，都曾出现在《台湾日日新报》上的唱片公司销售广告，ジャズ音楽（爵士音乐）、ジャズバンド（爵士乐团）、ジャズソング（爵士歌曲）等名词纷纷出现。不过，相较起由国外输入的「洋乐」，更多在台湾销售的爵士歌曲是由日本生产的「日洋混血歌曲」，即翻唱外国歌曲并搭配日文译词，这样的爵士歌曲捧红了不少当时日本的爵士歌手，如二村定一、天野喜久代、川畑文子等。其中二村定一，更与井田一郎所率领的爵士乐团来台巡演，佳评如潮。
由于留声机价格昂贵，并非一般平民老百姓消费得起，因此留声机音乐会与在广播节目中播放78转唱片，就成了传播爵士乐的途径之一。台北放送局（JFAK）等广播电台从1929年到1937年止，便经常播放爵士唱片，其中也曾包含Duke Ellington与Benny Goodman的唱片！
在1920、1930年代，爵士乐是现代化及全球化的都会象征，也与当时的休闲娱乐密不可分，例如社交舞、Revue或歌舞杂耍表演及有声电影。当时著名的女魔术师松旭斋天胜就于1925年带领Dixieland爵士乐队到台湾进行多场演出，场场爆满。各地也经常有不定期的爵士与舞踊大会，其中，1932年在台北获得经营许可的跳舞场有两家，分别是台湾人经营的「同声俱乐部」与日本人经营的「羽衣会馆」，两者皆有所属的爵士乐队驻场表演。而1930年由Paul Whiteman交响爵士乐团担纲演出的音乐电影〈King of Jazz〉，更在台湾获得许多回响。
纵观爵士乐在日治时期对台湾所造成的影响，主要跟日本雷同，都是标志著摩登的概念，此时所输入的爵士乐也以当时席卷全球的流行文化为主，如Paul Whiteman的唱片与电影。而爵士乐及社交舞所带来的两性接触，突破传统的新鲜感让年轻人趋之若骛，却也饱受卫道人士的批评。不过，爵士乐在台湾的热潮，随著战争局势紧张而从1940年开始渐渐消失于台面上，后来更被冠上「敌性音乐」之名，遭受取缔，直到二战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