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当年，为了丰富作曲素材，开始接触、硏究民族音乐；因硏究得深，有些事必须去做，这是因缘际会、时势使然。」音乐界尊称「许老」的大老级作曲家──许常惠，一九五九年在结束在巴黎大学与夏野（Jacques chailley）学习音乐史的学业后，回到了台湾，开始了一场巨大的变革，并影响了日后台湾音乐创作、民族音乐田野硏究，乃至于国际音乐交流的发展。

以民间之力推动民歌采集运动

当时为了寻找创作素材，许常惠利用课余之暇到各庙宇著手音乐的采集，但常常在再次造访时，却发现许多前辈艺人已经凋零，「这件事让我开始惊觉到民族音乐的重要性。而此时史惟亮从维也纳投稿至《联合报》谈『我们需不需要自己的音乐？』，对我冲击很大，随后我即以『我们需要自己的音乐！』以为回应」，而这也促成了日后史惟亮回国两人并肩从事民歌采集的主因。许常惠回忆，一九六五年史惟亮回国后，在华欧学舍与救国团支持下，与他合创了「中国靑年音乐图书馆」，并以此为根据地，发起大规模民歌采集运动。

「惟亮和我都认为台湾未来音乐创作应从民族音乐的采集、硏究为出发。」于是在得到湖北商人范寄韵的二十万台币资助下，许常惠与史惟亮在民国五十五年进行了大规模民歌采集，当时参与的年轻人多达二十多人，可惜的是后来因经费不足，祇进行了二年便吿中断。回想起那段艰苦又丰裕的日子，许常惠忍不住喟叹。而当年成立于图书馆内负责整理、硏究的「中国民族音乐硏究中心」亦因种种因素停摆。但这次采集成果非常丰硕，许多优秀民间艺人如陈达、陈冠华、廖琼枝、张翠峰等人都是经由这次采集而发现。

此后数年陆续有人支持此项工作，但多因经费不继而吿中断，「东海大学音乐系主任罗芳华在系内设立民族音乐硏究室，利用教会部分款项资助乐谱出版，但祇印一期便因经费无著落而停顿下来。到了一九七一年台湾省政府民政厅提出『维护山地固有文化计划』、开设『山地歌舞训练班』，由我负责音乐、刘凤学负责舞蹈，每年结训后巡回全省演出，相当精采，但二年后厅长换人，计划便吿吹了。」许常惠感慨的表示，这种随人而异的治事理念，对于硏究工作实为致命打击，而后的陈达事件（注），更让许常惠下定决心以民间之力来保护民间艺术。

一九七七年，许常惠联合兪大纲、陈奇禄、刘凤学、邱坤良、林怀民等人计划筹组「民族音乐中心」，并于筹备期，每年计划性的举办三至四次场「民间艺人音乐会」，七年来举办了二十余场，发掘了无数优秀民间艺人，但在史惟亮、兪大纲相继过世后又吿中断。

在接连好友去世的打击，加上各项工作推展困难丛生，许常惠亦一度萎糜，直至一九七八年才再度进行第二次大规模民歌音乐调查，但却发现民歌传承正面临重大变革，「随工商业猛进，年轻人往都市集中，工作之余的各式娱乐早已取代传统歌唱，没有人愿意回头去唱那些老掉牙的歌，使得整个民间音乐面临了传承的危机。我认为要改善此一危机唯一的方式就是设立一永久性机构以搜集、整理、硏究、出版、演出民族音乐。」在许常惠多方奔走下终于在一九七八年底，继「中国民族音乐硏究中心」、「民族音乐硏究室」、「民族音乐中心」之后，成立了「中华民俗艺术基金会」，负责搜集散佚的民间史料，纪录民间艺人的才艺等基础硏究工作。

创立「制乐小集」、「新乐初奏」以提升现代音乐创作发表机会

在音乐创作及教学上，许常惠亦为当时音乐界带起一股蓬勃之气。「民国四十九年回国后便在师大、艺专、文化学院教作曲，当年作曲以艺专学生创作力最好。为培养、鼓励年轻一辈学生创作，我便和学生创立『制乐小集』以提供学生新作发表机会。另外我又成立『新乐初奏』专门引介各国现代作品相互观摩、交流。」此后相继成立的创作、演出团体有一九六三年的「江浪乐集」、一九六五年「五人乐集」、一九六八年的「向日葵乐会」等，为当时枯竭的创作环境注入一股年轻朝气，并培养出马水龙、李泰祥、戴洪轩、陈茂萱、潘皇龙、游昌发等第三代优秀作曲家。

纵然许常惠培育出众多优秀作曲家，但在教授作曲十五年后，却决定停止，而把重心全付放在民族音乐硏究上，「创作其实是很抽象的，很难具体形容，如果没有才华，要培养出优秀作曲家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十几年来投入民歌采集活动硏究上，已有分身乏术之感。」直至一九八〇年师大成立音乐硏究所，设立民族音乐学课程，许常惠才再度返回任教。「当初纯粹是为了寻找创作素材才去硏究民族音乐，却怎么也想不到日后反而以此为主。民族音乐学是很严格的学术硏究，不容有丝毫差错，其独特的硏究方式也不能与创作混为一谈，创作可自由，但硏究则恰好相反。例如，京剧可以拿来改编、创新，但其原先的传统形式仍须加以保留，做为硏究参考之用，不能混淆。」

长期浸淫于民族音乐学硏究，明显地反映在许常惠作品中，「我将民间音乐转化成作品的表现形式约可分为三种，一是直接以民族音乐为主体，辅以现代技巧，在曲子前奏、伴奏、及结尾加以编曲。第二是将原曲做为主题，然后加以发展、变奏，但基本主题仍在。第三种则是将原曲加以解构，以抽象形式来表现，但民歌中的习惯语法仍旧保留。通常这种较难听出与民族音乐的直接关系。」

团结亚洲作曲家，共创亚洲之音

七〇年代的台湾正处于鄕土寻根热中，作曲家们亦在传统与现代中徘徊、反思，期望能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亚洲作曲联盟」便在这股反思声中诞生。

「『亚洲作曲联盟』的成立肇因于亚洲音乐家的觉醒。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不自觉的以西方音乐为主，殊不知那是他人的东西，怎么也不可能变成中国的作品，唯有开始重视、培养属于自己的音乐，才有文化累积的可能。」在各方面条件逐渐成熟及许常惠大力鼓吹下，遂由许常惠与香港的林声翕、日本的入野义郞、韩国的罗运荣于一九六一年秋天组成筹备会议，经过一年的推动与筹备之后，第一届亚洲作曲联盟大会于香港举行，并宣布成立。正式将亚洲各国音乐家联合起来，每年有计划的发表新作及论文，加强亚洲各国音乐文化交流刺激创作，并合力开发传统音乐，向西欧各地推广亚洲音乐。去年举行至第十六届，共有台湾、香港、菲律宾、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八国参与，发表作品百余首，成绩斐然。而此大会亦为我国新一代作曲家提供良好竞争、发表园地，从第一届至今，我国每年获选于大会中演出作品数年年增加，显示台湾新一代作曲者实力。

而面对现今创作日丰，但在国内仍以演奏西方音乐为主，并且作曲者和演奏者各自为政、各行其事的现象，许常惠连连摇头，「记得刚回国时，整个社会环境似乎正在进行一个大的文艺运动，文学界郑愁予、余光中相继发表新作、美术界成立『东方画会』、『五月画会』、音乐界现代音乐正开始发展，各领域互相交流、碰撞、融合、影响，感觉上关系很紧密，创作素材亦可相互流通，到了后来各领域逐渐形成小圈子，壁垒分明；但此时作曲家和演奏者的关系仍然紧密结合，各种创作发表会不绝于耳。曾几何时，连这二个音乐完成主体亦不再如往昔，这是一大危机，因音乐是需要被再创作的，作曲者的创作祇有一半，须演奏者的诠释，乐曲的生命才算完整。」

民族音乐中心、音乐著作权尙待努力

今年甫退休，并辞去诸多杂事后，许常惠计划再写几部好作品及论文，此外有二大心愿希望能实现，一是「民族音乐中心」成立，二是音乐著作权能统一。

「我希望『民族音乐中心』能成为专责收藏那些采集来的录音，有很多人总认为这些系私人财产，但我认为这些都是可用资源，应集合起来，加以整理、分类，让需要的人去查询、聆听，甚或拿去创新，并让这些民间音乐的个人或团体得到照顾，生活无忧，可以专心传承。目前听说于中、永和交界处的公园预定地已将此与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新址一并规划进去，为此我已奔走了几十年，希望能看到实现的一天。」

「音乐著作权的问题则更麻烦，由于『人团法』未施行前，各系统祇能成立一个会，而『中华民国著作权协会』涵括范围太广，对音乐著作权保障付之阙如。解严后，又同时成立了几十个音乐著作权协会，搞得市场大乱，不但著作权人未受保障还深受其害。这几年在我协调下，目前祇剩四个，希望能合成一个统筹中心，使著作人权益能有充分保障。」

这位大半生从事极前衞──作曲与极传统──民间音乐保存的「许老」，在为台湾音乐的创新、传承与推广努力数十年后的今日，仍旧顶著一颗赤热的心与花白的头发为音乐环境奔波不已。

（本刊编辑　钱丽安）

附注：

陈达事件肇始于陈达托人写信给许常惠，通吿生活无著落，许常惠便于报上呼吁政府应负起照顾民间艺人责任，刊出后屛东县政府便致赠五百元给陈达，随后陈达亦受邀北上演出、上节目，热闹一阵后又归于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