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太平湖是北京城里一个偏僻没有名气的小公园，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一个在头一天里让疯了似的红卫兵打得遍体鳞伤的老人，在小湖边上，无言地坐了一整天。第二天清晨，到公园里来运动的人看到了湖面上漂浮著的尸体，名剧作家老舍在此结束了他的一生，淹灭了六十七个风风雨雨的岁月。

遗体当夜就被火化，在那个年头这样身分的死者，连骨灰也留不得。

—九七八年六月三日，在北京西郊八宝山，举行了「老舍先生骨灰安放仪式」，然而在供人们致意的「骨灰匣」中，其实只能放著死者生前用过的眼镜和笔。

无意间，剧作家预告了自己的未来

生于清末（一八九九年 ），本名叫舒庆春的老舍，自称是「艺文界的一名小卒」，然而迄今，这个「小卒」的作品，已被用各种语言文字介绍到了世界各地。诺贝尔文学奖曾想要颁给他，但是在证实他已经去世之后，只得撤销提名，因为这项荣誉，自始以来只授予在世者。

《茶馆》是剧作家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之间，于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简称：北京市文联）主席的任上，在一连串「配合国家政策」的作品之后，回头来，重新以他最熟悉、也最钟爱的北京小市民为背景，所细描出的「陈年旧事」。三幕剧中，用三万字写透了贯穿三个历史阶段的小人物们，在时代的巨轮下辗转一生的无奈。

然则，就像那永远无法完成的巨著《正红旗下》，《茶馆》里有著老舍自传的影子，只是《正红旗下》说的是过去，《茶馆》里却在无意中预告了他自己的未来：一肚子「不合时宜」的剧作家，这个自况「一方面希望革命成功，一方面又总是跟不上革命的步伐」的老人，跟剧中人王利发一样，最后选择用自杀来维持仅余的一点尊严，结束了坎坷的一生。

《四世同堂》：舞台时空有限，难以展现原著企图

老舍酷爱传统曲艺，一九五〇年代初曾为帮助相声改良，写过不少相声本子。而所谓「曲剧」，则是在传统曲艺的唱法和腔调上，加上了话剧（写实剧）的演出模式，有别于以往单出头、拆唱牌子曲的方式，是多角色合演的大戏（注）。老舍为这样的演出在一九五二年创作了第一个剧本《柳树井》，从此成就了一个专属于北京的新种地方戏。

此次来台，称之为「老舍三部曲」的曲剧演出，呈现了三出风格各异的作品，其中由同名小说改编的《四世同堂》是两岸的首演；《龙须沟》曾使老舍被封为「人民艺术家」，而《茶馆》更是老舍的招牌，在宣传上展现著各有千秋的气势。然而，从演出的结果上来看，成功的应该只有《茶馆》。

《四世同堂》原是一本以三部曲呈现的百万字小说巨著，以抗日战争为时代背景，叙述北京人民沦陷在日军手中，八年间的种种遭遇与苦难。热爱北京的老舍，以荡气回肠的笔调，描写了这千年帝都「熟到了稀烂的文化」，描写了用水缸、老咸菜来躲避，但是却不会抵抗欺凌的北京人。老舍对北京的钟爱与怜悯、还有对它图强改变的期待，是作者贯穿全书的企图，然而，在小说中成功的表现，却难以在舞台上有限的时空中展现出来。为了要说故事，曲剧的《四世同堂》显得琐碎、慌忙，缺乏小说在检视民族文化病根上的眼界与心怀。

过度「交响化」与「艺术歌曲化」的音乐安排，也使得《四世同堂》倒像是中国的音乐剧（musical），而不像是以传统曲艺为演出基础的所谓「曲剧」了。

《龙须沟》：沉浸在「新中国」的激越情绪中

创作《龙须沟》的时候，老舍刚当选北京市文联的主席。五〇年代初的老舍，沉浸在「新中国」的激越情绪之中，这个时期的他拥有许多的职务与头衔，非常热中于以自己的能力──也就是文学创作来为政治需要服务，进而为建设「新中国」尽一己之力。以剧作家的丰富生活经验与深厚文学功力，虽然经常要去碰触自己所不熟稔的事与物，他还是能够不断地创作出各样的作品，只是在艺术上都没有什么超越的表现。

《龙须沟》在一九五〇年九月发表，巨大的成功不仅带来了政要们的美词，也为剧作家冠上了「人民艺术家」的封号。这一出以人物来铺写社会与时政的话剧，虽说是以老舍所熟悉的市井小民为蓝本，然而，一但剧情发展进入一个新时代，面对作者所不熟悉的事务的描写时，生涩与僵硬的感觉便油然而生。

然而，人物塑造毕竟是老舍的拿手好戏，作为中心人物的「程疯子」更不例外。在这个以没落旗人为模特儿的角色上，我们除了仍能轻易地看到老舍自己的影子外，我们更能看到剧作家不自觉地透过他，对过去的年代所仍残留的一丝鄕愁。

虽说原剧在推出当时拥有如此盛名，但是因为对于「新中国」过度教条化的歌颂式剧情，却无法使它原本亲切的人物与写实的内涵，对现在的台北观众产生感人的作用。而在曲剧版尾声中十分突兀地出现的摩天大楼，更是让人失笑，使观众陡然自剧场中疏离，回到现实，好无趣！

《茶馆》：深沉地叙述人性丑陋与无奈

比较《四世同堂》的生涩与《龙须沟》后半部的生硬表现，《茶馆》的自然与流畅，在呼吸之间让观众进入了老舍的内心世界；「京味儿」十足的「曲子」中，百年前世纪末老迈的帝都黄昏，幽然地呈现在众人眼前。

在制作上，《茶馆》三幕一景到底，导演用窗外的自然景色与室内的家具变换，来交代时间的流逝与茶馆的没落。剧情发展以人物与事件为主轴，侧写历史及政治的更迭。在人物的塑造上，明显地有两种角度；所有的「反派」角色都有「继承人」，像是刘麻子──小刘麻子；唐铁嘴──小唐铁嘴等等，两代都由同一个演员来扮演，暗写这些代代都不少的坏蛋。另一面，从小就学会讨生活要多鞠躬哈腰，「多说好话，多请安」的王利发，还有那虽是在旗，吃「铁秆庄稼」的热血常四爷，或是自视颇高的新派商人秦二爷，这些还有点骨气抱负、良心未泯的中国人，却都是一路历经磨难，走不出自己与历史的局限性，终于在时代的巨轮下，灰飞烟灭。

王利发、常四爷与秦仲义是三个来自不同阶级、背景的代表性人物，他们反映著在一个悖谬的时代里，正派人必然所有的良心挣扎，只是在程度与方式上的差异而已。极端自视与刚愎的秦仲义是正面迎上去的，对于新兴阶级资本家的他而言，救亡是大格局的大事业，不需要拘泥于小节，所以他可以无视于眼前卖唱父女的饥饿。常四爷虽说是没落的旗人，也会为了面子带著「体己茶」去泡茶馆，但是本性的正直与淳朴，使他不但无法对于他人的苦难视而不见，更不能对明白的恶行保持沉默，他的良心逼迫他喊出：「我看哪，大清国要完了」。王利发，这个茶馆的掌柜，最是无奈；他只是一个父亲早死，要独力撑持家计活下去的小人物，他有市井小民求生的本能，善于察言观色、鞠躬哈腰，在各种权势的夹缝中讨生活，他本来想只顾自己，但却在环境与未泯的良心牵扯之下，无奈地做了许多「好事」。

仅管「活著」对这些人而言都有不一样程度的辛苦，当那些「应运而生，如鱼得水」的混混，挥舞著在错乱的时代里捡来的长枪大矛冲过来的时候，这些人的「下场」却都是一般地被呑噬、被毁灭。

在写过了那么多的歌颂新社会的作品之后，老舍为什么会在《茶馆》里回头，这样深沉地叙述著人性的丑陋与无奈呢？虽说所描述的是「被葬送的」三个旧时代，难道在「新时代」里就没有了那些「世袭罔替」的无赖了吗？「王利发」们真的都能安居乐业了吗？如果说老舍在《四世同堂》中所表现的是他对民族图强的期待，那么在《茶馆》里娓娓道来的，就是他对人性的清楚看见──剧作家在社会的集体行为中，必然隐然地看见了那欲来的风暴。「回见了，回见了。」老舍借王利发的口，预告了自己的未来。

《茶馆》在王利发、常四爷与秦仲义的「自祭」中达到高潮，三个人给自己的送亡挽歌，令人闻之心碎。曲子的调性，把三人无奈的自嘲，和著满天飞舞的纸钱，一字一泪地撒出来；剧作家老早就在跟这个世界道别了。懦弱了一辈子的王利发，最后终于「勇敢」地选择自杀一途，来挽留他仅剩的一点自尊──「休想让我再哈腰」！

一种不失传统风韵，但却写实内敛的表演方式

北京市曲剧团虽说是单一剧种的单一剧团，但是剧团在演出与制作上都有著相当的水准。团员们有著在台湾不多见，或者说已经看不到的扎实、完整的舞台基础训练，不但有传统曲艺的根底，更有西方舞台剧的「新」概念，从而在舞台上创造出了一种不失传统风韵，但却写实内敛的表演方式，十分适合用来表现老舍的作品。特别是《茶馆》的演出里，演出者与剧作家分享了艺术的永恒价値，这是一场难得的演出，因为作者、演员甚至是观众同时到达了高潮；这是台湾表演艺术界少见的舞台魅力！

「唯一」遗憾的倒是当称之为曲剧的演出，出现过多的交响化音乐，或者演员的唱腔里明显地掺杂了西式的美声唱法，冲淡了曲艺的文化风韵，把曲剧变成了接近西方的音乐剧（musical），令人扼脕。《茶馆》之所以成功，一多半在于音乐上的忠诚。「京味儿」是老舍、更是曲剧里一个不可少的背景因素，把这个条件拿掉了，曲剧便不成为曲剧，而老舍也就不再是老舍了。

然而，随著时间的消逝，属于特定时代的「京味儿」，也不能一成不变到永远。曲剧存在的条件也许也会消失，但是艺术的永恒不在于表现它的形式，而在于它所蕴含的文化思想精神。后世的人可能无从欣赏老舍作品中的「京味儿」，但是剧作家对于人性的细腻观察、幽默的笔触以及悲悯的胸怀，却是永远値得玩味。

注：

根据《中国戏曲曲艺辞典》，有曲牌组织成套的、多人合演规模的归类为「戏曲」，否则称之为「曲艺」。本文中所称（目前显然已为北京曲剧专用）的「曲剧」这一名词，本来，也可以作为从曲艺演变而成的某些戏曲演出类型的通称；例如：河南曲剧。

北京曲剧是在曲艺「单弦」化妆彩唱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最早称之为「新曲艺」，后来才改称为「曲剧」。常用的曲牌如〈太平年〉、〈云苏调〉等，大多为来自于民间的俗曲，这些曲调生动活泼，擅于表现现代生活。

北京曲剧中所用的「单弦」，也叫「单弦牌子曲」、「牌子曲」，源自乾隆年间的北京、天津和东北一带。最初由三人或多人分别以三弦、八角鼓拆唱，称之为「八角鼓」，也有单弦联唱。早期的唱法是在「岔曲」头与「岔曲」尾夹以若干曲牌，现在常见的结构则是在岔曲头之后加上若干曲牌。（资料来源：《中国戏曲曲艺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

 

文字｜童乃嘉  美国夏威夷大学亚洲戏剧硕士、本刊副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