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过年前，文建会公布了「演艺团队发展扶植计划」甄选结果，结果引起表演艺术界的喧然大波。

争议的焦点不在钱多钱少，而是在预算分配的过程，缺乏程序正义，订法而未依法行，这是文建会的自乱阵脚；而在预算分配的结果，看到的又是模糊的文化政策，不知分配伊于胡底。媒体甚至以「荒腔走板」来形容。究竟新政府对表演艺术的补助政策是「没有主义」还是「没有主意」？

补助计划的长远意义

始于民国八十一年的扶植计划（前身为「国际团队扶植计划」），是文建会对表演艺术环境最具延续性的政策，相对于有心长期投身于舞台艺术的表演团队而言，也是助益最大的补助政策，从第一年的二千多万元选出八个团队，到今年计划总经费一亿二千多万元，入选七十一个团队，台湾表演艺术团队在过去九年间的成长是可以想见的。

整体说来，这项扶植计划最大的影响便是让表演艺术确定专业地位，一改过去戏终人散式的同志型团体，或是艺术家光环罩顶的一人团体，艺术工作者若把艺术工作当成一种志业，便要有团队永续经营的意志与能力。表演艺术联盟前任理事长平珩便指出，扶植计划不是给艺术家个人的作品补助，组成团队的艺术家，同时也要有社会责任提供工作环境给艺术工作者，包括专业的艺术行政人才、表演人才等。也就是说，艺术家的责任不止于创作，他事实上必须带领表演事业内各领域的落实专业，才能成就最好的创意执行。这十年来，艺术行政人才的被重视，扶植团队计划的影响力该记上一笔。如今国内优秀的表演团队莫不都有稳定而专业的艺术行政人员，成为推动艺术幕后的一双手。今年庆祝十五周年的「朱宗庆打击乐团」，创办人朱宗庆便肯定十五年来，政府对他最大的协助便是在「团队扶植计划」的发挥作用。

定位混淆的文化政策

既是善意，今年又何来争议？整体说来，文建会是求好心切的，新办法的订定，至少是和表演艺术联盟的大部分成员密集咨商而来，同 时整体经费也比往年成长，但最大的瑕疵在于文建会对于补助政策的how&why事实上是不清楚的，对艺术生态的陌生，对政策目的的模糊，造成虎头蛇尾的结果。

艺文补助在台湾之成为政府文化政策的一环，历史并不久，始于九〇年代初，也就是说，直到九〇年代初，对于艺文的补助才成为政府决定要做的事，承认艺术活动是台湾社会在经济发展之后，在人文建设上不可忽视的一环，因而愿意以公资源来提供艺术发展的活水源头。

而最重要的是，既是公资源的分配，分配牵涉选择，选择的过程即涉及政治思考：传统抑是现代、本土抑是国际、城市与鄕村、主流艺术与前卫艺术、是强调质的提升还是观众层面的扩大与推广……文建会追求表面上的公平、公开、公正，除了避免直接扮演判定「艺术优劣」的那一只手外，另一方面它应该积极地找寻符合台湾社会的价値选择，只要心目中对于未来文化发展的施政目标是有蓝图的，它也可以有说「不」的勇气，针对不做或少做的政策提出政策辩护。

老实说，官方在补助制度的思维，实在赶不上表演团体自我成长的速度。过去十年来，在文建会的要求下，表演团体逐年学会以报表、企画书、累册成果报告，来说服评审争取补助，文建会却对辖下的各项补助办法定位混淆，没有建立周详的审查机制、也没有事后透过具有公信力的评鉴制度进行考核，撇开艺术价値见仁见智不谈，忽略数据所呈现的艺术生态，也就经常使得资源的分配挂一漏万，皆不讨好。

殷殷企望却跌破眼镜

以九十年度的「团队扶植计划」而言，去年文建会融合了各方意见，拟定出一套依团队规模、分级申请的新版办法，新办法的优点是维持大者可大，小者却有进阶的发展空间，越大型的团队可申请的补助金额虽越多，但需自负盈亏的比例也越重。新版办法在表演艺术界的接受度颇高，同时也相信透明化的分级制度可降低评审的人为判断，没想到文建会在交由评审选择的过程里，却又自己搞乱了自己所订的游戏规则，片面地做出两项违背生态现实的决定：一、不管各类表演艺术经营生态的歧异性，音乐、舞蹈、戏剧、戏曲平均分配预算；二、为求雨露均霑，所有原来入选团体经费打八折，让备选团体也能败部复活，皆大欢喜。加上评审过程的技术性问题，就出现许多令人跌破眼镜的结果。

例如近几年来因表现不佳，几近遭评审淘汰的「台北民族乐团」，今年的补助金额一下子遽增百分之六百二十，而去年国际演出频频的「云门舞集」获补助金额反而减少百分之十；具有菁英组合特色的「台北越界舞团」根据本身经营型态，只申请最低门槛的第一类别，虽然得到最高分，但因为「八折优待」的结果，和备选的高雄城市芭蕾舞团则所得到的补助是一样的。

而此次争议最大的便是前卫剧场所凸显的劣势，包括「莎士比亚的妹妹们的剧团」、「差事剧团」与「金枝演社」等，皆是作品及团队经营都呈稳定成长的剧团，无不对出炉的结果产生极大的挫折感。在现代戏剧组获补助的十六个团队中，只有「耕莘文教基金会实验剧坊」与「欢喜扮戏团」的创作性质接近所谓小剧场创作。

评选过程须客观明确

文建会主委陈郁秀在公布新版补助办法时，曾说明这项计划为基础性的补助，「是为了扶植愿意永续经营的团队」，一个与生态有良性互动的基础性政策，不仅扶植了团队，同时也扶値了产业生态在专业上的发展，如果文建会清楚把握了这个定位，就无须在评选过程中，无视自己所订出的客观办法，再加入其他政治性的考量，诸如「南北均衡」、「保存传统」、「发扬本土」、「鼓励地方」等偏离原意的标准，甚至突发奇想的「打八折」，达到表面上的繁荣而已。

补助的意义本来就在于自助人助，前十年的扶植计划总算让台湾的表演艺术界诞生了几个可以在自助人助之下持续成长的表演团体，以「朱宗庆打击乐团」为例，创团时以文建会的十万元补助展开第一次巡回演出，到如今每年需四千余万经费，政府补助仅占百分之十左右。

朱宗庆说，台湾打击乐在国际舞台上绝对具有优势竞争力，但艺术的成长仰赖不间断的操练，要求专业的结果，最后便是对艺术品质的提升及更细致的要求。以打击乐而言，团员就需要音准更准确的练习室，「精致的追求与随之而来的成本是成正比的」。

人文荟萃与合伙精神

在艺术产业里，量的成长和质的提升之间，特别是在艺文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经常产生矛盾，因之主事者更应厘清政策的优先顺序，让好不容易养成的文化竞争力有再上层楼的空间。平珩认为：「有争议，反而是一种进步。」因为团队累积了经验、成绩，数字的统计，才能据以力争与政府对话。

担任澳洲政府部会级「重要表演艺术调查报告」小组主席的海伦．纽金去年来台，谈起澳洲政府为什么要补助表演艺术？她说：「第一，澳大利亚认为，表演艺术对澳洲人的生活有重大贡献。第二，澳大利亚承认有必要处理这个领域所承受的压力，特别是艺术成本增加的速度快过收入增加的速度。第三，澳大利亚承认艺术团体、企业界及政府是在一种合伙关系上来发挥这个领域的潜力。」

「合伙」的精神，共创人文社会的丰富性，大概就是表演艺术界在看待新政府文化政策上最大的期待吧！

 

文字｜卢健英  文字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