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无可奉告》，既是无可奉告，又有甚么好说的呢？可是人总有想言说的欲望，虽然越说越离题、越说越不晓得在说甚么，可是还是要说，尤其面对媒体、面对镜头。面对台湾人话越来越多的状况，对语言超敏感的剧作家纪蔚然写出《无可奉告》，希望以沉默面对喧嚣、暴力、愤怒的语言环境。然而，创作即是发声，沉默到底是不可能。

语言策略之节奏

纵观这几年纪蔚然的创作，《黑夜白贼》、《也无风也无雨》、《一张床四人睡》主要是运用语言的基本功能──表情达意而产生的作品，其中《黑》、《也》两剧也试图以漂亮的闽南语，让观众见识所谓方言也有雅致的一面：《夜夜夜麻》则是进行「脏话」的语言实验，以三不五时出现的「干」、「他妈的」表达四个中年男子的愤怒。而二十一世纪的新作《无可奉告》，则是进行语言的节奏实验，以一群永远「不具体表达」的人，营造语言节奏，让观众在剧场里专心地感受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语言节奏与语言状况：废话。

语言策略之废话

「废话、打屁语言不断充斥在我们的言谈间。」纪蔚然说。虽然废话满街飞是事实，可是少有人像纪蔚然对于废话那么敏感，用打屁哈拉的言谈方式，表达对语言的隐忧。在媒体爆炸、资讯爆炸的时代，废话比以前更快速成长，媒体大部分都说些废话，群众受媒体的影响，也不断说废话；当然，除了说废话，群众也越来越会表演。只要SNG一来、灯一打，前三秒也许是腼腆的，可是之后就滔滔不绝地发表连自己也不知所云的见解。有趣的是，大家都不知所云，可是大家还是可以对话、可以聊天，言谈是否只是一种口腔加上声带的运动，讲甚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说话。因为说话，所以存在。

在漫天空言的年代里，纪蔚然说：「我可不可以不要说，沉默是必要的。」

语言策略之沉默

纪蔚然试图创造一个角色「雨颜」──他以沉默面对这个世界、他只讲该讲的话、他的每一个用字遣词都很精准，面对大家的滥用语言，他的语言策略则是──沉默是必要的。然而，因为精准、不说废话，反而使处在废话堆中的「雨颜」身分不明、状似神秘，别人反而很难了解他！当精准与模糊竟是如此地靠近的时候，不禁让人焦虑：难道只说该说的话是不够的吗？还是台湾社会已经被训练成必须要有废话的存在才有安全感，一定要离题才算是表达意见。那么，「沉默」是不是最高明的语言策略？不说废话是不是塑造个人神秘感的策略之一？

语言策略之无可奉告

虽然言谈间充满废话，虽然无意义的交谈成了谈话的必然性，但这些语言现象并不代表语言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任何希望。即使纪蔚然的剧本不断投射对语言行为的观察，可是批判并不代表他要放弃语言，或者认为语言一无可取。纪蔚然觉得语言有好有坏，这个世界很难放弃语言，像是阅读一首好诗、一首好歌词、一篇好的小说，读者都仍然可以感受到语言的魔力、语言的美丽。语言需要经过「再创造」的过程，敏感的纪蔚然觉得语言是不能滥用的。对于语言的执著、苛求，纪蔚然创作了这部直接讨论语言的作品。

非常矛盾地，既是讨论语言，却又「无可奉告」，而无可奉告的理由，可能就如宣传稿所言：「一旦说出线索，线索立刻消失！」然而为了宣传，纪蔚然还是说了──面对这些注定要对媒体言说的「线索」，说多了，也成了废话；不过，面对一个讨论打屁语言的剧本，言说废话也是必然的。

相对于过去以一个明确且显眼的中心主旨进行创作，（例如《黑夜白贼》以家庭的崩解作为中心点，所有的故事线都以这个主旨为焦点），《无可奉告》的创作方式是流动的、散焦的，从周遭的细琐事件去碰击并不十分清楚的中心点，甚至是零散在各处的中心点。所设定的种种线索，诸如一个叫做「雨颜」的神秘男子、一个快崩解的家庭、都会的即景拼贴、剧场里捡场的对话等等，编织成《无》剧的独特氛围：现代人有随时会「挂掉」的焦虑与愤怒。

语言策略之愤怒

纪蔚然的戏剧语言是愤怒的。过去的作品里不难嗅出怒气：《黑夜白贼》、《也无风也无雨》是相当个人的对于家庭结构的愤怒，《夜夜夜麻》也充满了个人色彩极重的愤怒语言。而《无可奉告》的愤怒则渗入每个语言情境，藉著语言表达愤怒。「其实台湾人很暴力、很愤怒，」纪蔚然说：「有一次在早餐店，有两个人进来，其中一个人说：『今天真的是他妈的冷！』，为甚么天气冷就天气冷，非要加个『他妈的』呢？」说的人没甚么感觉，但是对于听力极佳的纪蔚然而言，类似的愤怒语言其实充斥在言谈之间，他觉得「愤怒是因为随时都会挂掉的恐惧。」

走出较为个人式的愤怒，《无》剧的怒气集合了每个在台湾生存的人的不满。那并不是对于某个政治、经济或社会事件的指责（如果有明确的发泄对象，或许还好些），而是对于所有有形的、无形的混乱所发散出的一种不知如何是好、不知如何再走下去的愤怒。在《无》剧琐碎的场景之间，纪蔚然希望观众能感受到我们一直习以为常、其实并不寻常的愤怒情绪。

语言策略之剧本创作

处在纷乱、吵杂、动荡的台湾，更多的时候纪蔚然选择的是掩耳不听、充耳不闻，他说：「我的态度很驼鸟。」可是当某些杂音大大地触动他与整个时代与社会的联络网时，关于世界的、社会的、政治的、生命的种种议题，便像大火燎原般燃起他的创作欲。纪蔚然说：「写剧本大概是我跟这个社会、世界对话的唯一途径。」藉著剧本创作，他思考著自我与这个世界之间的种种矛盾与谜题，并且更深刻地贴近他所关心的语言问题。运用种种语言策略，纪蔚然检视创作者跟语言之间既亲密又疏离的暧昧关系。

关于创作，纪蔚然认为一个好作品必需要「带刺」，也许立场不够政治正确、也许论调不为人所接受，可是一个不带刺的作品，就是一个甚么都没有的作品。一个作品若只想讨好观众，就容易丧失自己的特色，就像当媒体只想讨好观众时，也将成为没有语言特色的媒体。他想看到带刺的作品，也坚持写出带刺的作品。

带刺，不见得就得束之高阁或没有市场。相对于许多哗众取宠的剧作，纪蔚然的作品一直带著冷冽的气息；然而，他的语言风格与社会关怀，却也受到不少戏剧科班的师生注意。在《无可奉告》上演的同时，《夜夜夜麻》也将于五月四日至六日在国立艺术学院的展演中心演出，到了下半年，《黑夜白贼》、《也无风也无雨》、《一张床四人睡》亦将陆续搬上艺术学院的舞台。单单二〇〇一年，观众就可以看到所有纪蔚然的作品在不同的诠释、不同的制作下演出，并在其中得到不同的共鸣：可能是岛屿的荒谬、可能是家庭的崩解、可能是不确定的感情、可能是毁灭、可能是救赎……，虽然最终的秘密、最终的珍宝总是「无可奉告」（就算想说也说不清），但是种种的语言策略与尖锐的思维角度，却足以刺得人心记忆深刻。

 

文字｜黄丽如 特约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