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岸花》的爱情背后,既要背负《罗密欧与茱丽叶》情节结构的压力,又要背负探讨「漳泉械斗」的使命感,最后还要归向「心灵重生、人间没有净土」的超脱思想,使得「彼岸」花色颜色纷呈,究竟「彼岸」要开出一朶什么样的花?诉求什么样的主题?
河洛歌仔戏团《彼岸花》
3月30日〜4月1日
国家戏剧院
河洛这次的新戏离开了过去的官场黑暗、政治腐败与昏君佞臣的严肃面貌,尝试在舞台上轰轰烈烈地谈一次恋爱,做出以「爱情」为主题的新戏,对于开创剧团多元化的演出风格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値得鼓励的新气象。「爱情」的确是値得歌颂的戏剧主题,在《彼岸花》的前面四场戏中,我们也看到创作人员在铺展这段爱情时十分用心:秋生与秀兰在码头的邂逅、莲香水榭中对月诉情、以至于楼台相会,我们看到音乐上变化多端、尽心妆点,舞台上繁星点点渲染著新诗的情调,配上歌词如「只想静静凝望你」…;在这种「爱情至上」的氛围中,观众十分地入戏,对于细节也不十分在意,因为「爱情」的生发本来就不合逻辑。但是「情要从何而终?」往下发展的故事,会牵涉到两个主人翁以外的现实环境,情节的选择会影响到主题思想的诉求,问题就慢慢地产生出来了。
角色之间的篇幅纠葛
《彼岸花》改编自莎士比亚的悲剧《罗密欧与茱丽叶》。第一稿的作者游源铿巧妙地转移这段爱情故事的背景,改成了早年台湾移民发生漳泉械斗的历史情境。《罗密欧与茱丽叶》再加上「漳泉械斗」,看来十分精采,但是或许是受限于河洛本身有两个「势均力敌」的小生演员,使得《罗密欧与茱丽叶》这个原本单纯的恋爱故事,逐渐发展成了情节冲突性较高的「三角恋爱」。这段不得不产生的「三角恋爱」便成了《彼岸花》在改编上所面临的一个困境。
因为是「三角恋爱」,三个人的戏分就必须平均。《彼岸花》剧中的女主角林秀兰必须考量「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她的形象便与纯情的「茱丽叶」产生了明显的差距。而剧中需以一定的篇幅来塑造「第三者」李金龙的身世背景、爱恨情绪,那么剧中陈秋生这个「罗密欧」的一往情深,以及他与女主角之间感情的发展,势必得减少描写的笔墨。当完成这段「三角恋爱」的架构,《彼岸花》与原剧有了明显的距离,应该就要考虑脱离《罗密欧与茱丽叶》而独立,但是爱情要从何而终,作者似乎没有更好的建议,也舍不下《罗密欧与茱丽叶》戏剧性的高潮结局,造成了《彼岸花》走向「虚无思想」的第二个困境。
意欲成全却又矛盾
在《彼岸花》的第五场里,慧空法师为秀兰和秋生完成婚礼,并设计了一个「离魂梦」的骗局。但是他一方面做出这些事,一方面又劝这对恋人要看破今世,这些似是而非的言论,使观众如坠五里雾中。即使演出单位很细心地打出他「演讲内容」的字幕,我们还是很难了解这位法师的用意。他说:「此地不洁净,所以不能开出并蒂莲…」这是喑示这对恋人只能期待来生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他又要让秀兰进行这一场危险的私奔计划?如果法师借由这一个悲剧让大家相信「四大皆空」的道理,那么《彼岸花》应该要像《月明和尙渡柳翠》一剧一样走向「渡化剧」的路线,最后看出世间一切都是幻影,大家白忙一场……,然而戏剧的走向好像又不尽然如此。
把《罗密欧与茱丽叶》的修道院改成了禅堂,把劳伦斯神父改成了慧空法师,看来似乎顺理成章,但其间的人文思想则大异其趣。在《罗密欧与茱丽叶》中,劳伦斯神父为使两家和好,撮合罗密欧与茱丽叶。在第四幕中,茱丽叶因为被迫嫁给巴里斯伯爵而伤心绝望,她向神父说明自己想要一死了之的决心;这时劳伦斯神父才想出这个非常手段,「采取一种和死差不多的办法」。在这个重要的转折点上,神父是热诚的,而茱丽叶的勇敢、坚强,更是被描写地十分生动感人。反观《彼岸花》中的慧空法师,这种四大皆空的禅宗思想,使他陷入了一片虚无寂静之中。在禅堂举行婚礼,已属十分勉强,要他出面促成别人的私奔,逻辑上难又以自圆其说;再加上秋生与秀兰来到观音寺是「不期而遇」,便使得这一场关系重大的转折戏看来十分偶然、十分儿戏,也十分地苍白和牵强。
无法连贯的主题情节
第五场结束之后,全剧似乎陷入了一种首尾不能相顾的困扰之中,主题头绪不清,似乎在音乐、舞台、表演各方面的表现都有些失了章法。「爱情」的浪漫感消失了,观众也开始逐渐注意著剧情许多不合情理的发展。例如金龙发现秀兰死亡,慧空法师不在现场,如何断定是瘟疫?另外在第七场〈误讯〉中,小沙弥千辛万苦地保护一盏「致命的莲花灯」,避开漳泉两家的追杀,但是最后灯被扣押了,对接下来的剧情好像也没有什么影响;没有这盏灯,秀兰一样活了过来,那么「莲花灯」的功用何在?「莲花灯」如果没有什么功用,那么花了一场戏的时间,在舞台上灯火交错、大打出手来保护这盏灯的用意何在?为了表演吗?还是只为了营造出「漳泉械斗」的气势呢?
从第一场在码头前几句的对白中,交代清水祖师像被毁坏,第二场开漳圣王的庙门被拆下,又泼了黑狗血……,这一路看来,「漳泉情结」似乎是编剧很想讲清楚的一个问题,只是篇幅被爱情故事占满了,再加上「离魂梦」这种神奇的安排,需要花很多力气来解释,以至于解决「移民问题」的篇幅就十分有限。由于作者「无暇顾及」,剧中这种「两家不和」的意气之争,放在漳泉的对立上可以,放在任何一个朝代或是不同的时空背景中,好像也很合适。剧中的漳泉问题像是一抹淡淡的底色,并没有产生浓烈的地域或是移民文化冲突的气息;但是「漳泉械斗」又是全剧标榜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否就因此产生了这一场不明所以的「莲花大战」,好向观众提醒剧中所处的时代背景呢?
创造剧本的人文精神
看完这出戏之后,笔者心里有一个很深的疑惑,「彼岸」究竟要开出一朵什么样的花?戏里把这段爱情经营得诗情画意,这种功力非常値得肯定,但是这段爱情的背后,既要背负著《罗密欧与茱丽叶》这种情节结构的压力,又要背负探讨「漳泉械斗」的使命感,最后还要归向「心灵重生、人间没有净土」这一类的超脱思想,使得这「彼岸」的花变得颜色纷呈;究竟那一个才是主要的颜色呢?导演手下连续换了三个编剧,在导演最后的剪裁之下,主题的诉求何在?
如果本剧抛开莎翁悲剧的束缚,单纯地叙述一段漳泉械斗中的爱情,尽量发挥作者的想像来架构情节,会不会好一些呢?或者是抛开这些虚无的思想,全心将莎士比亚的悲剧改编成歌仔戏,多重视一些原剧的人文精神,而非只取「故事架构」,这应该也会是一种很好的挑战;但是导演似乎都割舍不下这种种的诉求,便造成了今日我们在舞台之上所看到的缤纷色彩。
正如《彼岸花》的节目手册所言:「提升歌子戏艺术水平是一条长远的路,而创作是艺术发展过程中最具关键性的工作。」《彼岸花》在音乐、剧本各方面的创作实验値得鼓励,演员对于新音乐的学习及接受程度也令人赞赏。郭春美在这出戏中的表现十分生动自然,举手投足之间,很有「现代戏」的小生韵味,其余角色也都十分称职。演员的精采使得这出戏受到观众的肯定,但愿将来剧本本身的人文精神也能更受重视,而不是只注重表达某一种流行的观念或是跟随一时的风潮,对于提升整体的艺术水平而言,才会更有助益。歌仔戏的新剧目产生不易,但愿将来我们能有更多的创作空间,容许创作,也容许讨论,容许实验,也容许失败,这样才能真正造就出一个生意盎然的健康环境。
文字|刘南芳 真理大学台湾文学系兼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