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岸花》的爱情背后，既要背负《罗密欧与茱丽叶》情节结构的压力，又要背负探讨「漳泉械斗」的使命感，最后还要归向「心灵重生、人间没有净土」的超脱思想，使得「彼岸」花色颜色纷呈，究竟「彼岸」要开出一朶什么样的花？诉求什么样的主题？
河洛歌仔戏团《彼岸花》
3月30日〜4月1日
国家戏剧院
河洛这次的新戏离开了过去的官场黑暗、政治腐败与昏君佞臣的严肃面貌，尝试在舞台上轰轰烈烈地谈一次恋爱，做出以「爱情」为主题的新戏，对于开创剧团多元化的演出风格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値得鼓励的新气象。「爱情」的确是値得歌颂的戏剧主题，在《彼岸花》的前面四场戏中，我们也看到创作人员在铺展这段爱情时十分用心：秋生与秀兰在码头的邂逅、莲香水榭中对月诉情、以至于楼台相会，我们看到音乐上变化多端、尽心妆点，舞台上繁星点点渲染著新诗的情调，配上歌词如「只想静静凝望你」…；在这种「爱情至上」的氛围中，观众十分地入戏，对于细节也不十分在意，因为「爱情」的生发本来就不合逻辑。但是「情要从何而终？」往下发展的故事，会牵涉到两个主人翁以外的现实环境，情节的选择会影响到主题思想的诉求，问题就慢慢地产生出来了。
角色之间的篇幅纠葛
《彼岸花》改编自莎士比亚的悲剧《罗密欧与茱丽叶》。第一稿的作者游源铿巧妙地转移这段爱情故事的背景，改成了早年台湾移民发生漳泉械斗的历史情境。《罗密欧与茱丽叶》再加上「漳泉械斗」，看来十分精采，但是或许是受限于河洛本身有两个「势均力敌」的小生演员，使得《罗密欧与茱丽叶》这个原本单纯的恋爱故事，逐渐发展成了情节冲突性较高的「三角恋爱」。这段不得不产生的「三角恋爱」便成了《彼岸花》在改编上所面临的一个困境。
因为是「三角恋爱」，三个人的戏分就必须平均。《彼岸花》剧中的女主角林秀兰必须考量「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她的形象便与纯情的「茱丽叶」产生了明显的差距。而剧中需以一定的篇幅来塑造「第三者」李金龙的身世背景、爱恨情绪，那么剧中陈秋生这个「罗密欧」的一往情深，以及他与女主角之间感情的发展，势必得减少描写的笔墨。当完成这段「三角恋爱」的架构，《彼岸花》与原剧有了明显的距离，应该就要考虑脱离《罗密欧与茱丽叶》而独立，但是爱情要从何而终，作者似乎没有更好的建议，也舍不下《罗密欧与茱丽叶》戏剧性的高潮结局，造成了《彼岸花》走向「虚无思想」的第二个困境。
意欲成全却又矛盾
在《彼岸花》的第五场里，慧空法师为秀兰和秋生完成婚礼，并设计了一个「离魂梦」的骗局。但是他一方面做出这些事，一方面又劝这对恋人要看破今世，这些似是而非的言论，使观众如坠五里雾中。即使演出单位很细心地打出他「演讲内容」的字幕，我们还是很难了解这位法师的用意。他说：「此地不洁净，所以不能开出并蒂莲…」这是喑示这对恋人只能期待来生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他又要让秀兰进行这一场危险的私奔计划？如果法师借由这一个悲剧让大家相信「四大皆空」的道理，那么《彼岸花》应该要像《月明和尙渡柳翠》一剧一样走向「渡化剧」的路线，最后看出世间一切都是幻影，大家白忙一场……，然而戏剧的走向好像又不尽然如此。
把《罗密欧与茱丽叶》的修道院改成了禅堂，把劳伦斯神父改成了慧空法师，看来似乎顺理成章，但其间的人文思想则大异其趣。在《罗密欧与茱丽叶》中，劳伦斯神父为使两家和好，撮合罗密欧与茱丽叶。在第四幕中，茱丽叶因为被迫嫁给巴里斯伯爵而伤心绝望，她向神父说明自己想要一死了之的决心；这时劳伦斯神父才想出这个非常手段，「采取一种和死差不多的办法」。在这个重要的转折点上，神父是热诚的，而茱丽叶的勇敢、坚强，更是被描写地十分生动感人。反观《彼岸花》中的慧空法师，这种四大皆空的禅宗思想，使他陷入了一片虚无寂静之中。在禅堂举行婚礼，已属十分勉强，要他出面促成别人的私奔，逻辑上难又以自圆其说；再加上秋生与秀兰来到观音寺是「不期而遇」，便使得这一场关系重大的转折戏看来十分偶然、十分儿戏，也十分地苍白和牵强。
无法连贯的主题情节
第五场结束之后，全剧似乎陷入了一种首尾不能相顾的困扰之中，主题头绪不清，似乎在音乐、舞台、表演各方面的表现都有些失了章法。「爱情」的浪漫感消失了，观众也开始逐渐注意著剧情许多不合情理的发展。例如金龙发现秀兰死亡，慧空法师不在现场，如何断定是瘟疫？另外在第七场〈误讯〉中，小沙弥千辛万苦地保护一盏「致命的莲花灯」，避开漳泉两家的追杀，但是最后灯被扣押了，对接下来的剧情好像也没有什么影响；没有这盏灯，秀兰一样活了过来，那么「莲花灯」的功用何在？「莲花灯」如果没有什么功用，那么花了一场戏的时间，在舞台上灯火交错、大打出手来保护这盏灯的用意何在？为了表演吗？还是只为了营造出「漳泉械斗」的气势呢？
从第一场在码头前几句的对白中，交代清水祖师像被毁坏，第二场开漳圣王的庙门被拆下，又泼了黑狗血……，这一路看来，「漳泉情结」似乎是编剧很想讲清楚的一个问题，只是篇幅被爱情故事占满了，再加上「离魂梦」这种神奇的安排，需要花很多力气来解释，以至于解决「移民问题」的篇幅就十分有限。由于作者「无暇顾及」，剧中这种「两家不和」的意气之争，放在漳泉的对立上可以，放在任何一个朝代或是不同的时空背景中，好像也很合适。剧中的漳泉问题像是一抹淡淡的底色，并没有产生浓烈的地域或是移民文化冲突的气息；但是「漳泉械斗」又是全剧标榜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否就因此产生了这一场不明所以的「莲花大战」，好向观众提醒剧中所处的时代背景呢？
创造剧本的人文精神
看完这出戏之后，笔者心里有一个很深的疑惑，「彼岸」究竟要开出一朵什么样的花？戏里把这段爱情经营得诗情画意，这种功力非常値得肯定，但是这段爱情的背后，既要背负著《罗密欧与茱丽叶》这种情节结构的压力，又要背负探讨「漳泉械斗」的使命感，最后还要归向「心灵重生、人间没有净土」这一类的超脱思想，使得这「彼岸」的花变得颜色纷呈；究竟那一个才是主要的颜色呢？导演手下连续换了三个编剧，在导演最后的剪裁之下，主题的诉求何在？
如果本剧抛开莎翁悲剧的束缚，单纯地叙述一段漳泉械斗中的爱情，尽量发挥作者的想像来架构情节，会不会好一些呢？或者是抛开这些虚无的思想，全心将莎士比亚的悲剧改编成歌仔戏，多重视一些原剧的人文精神，而非只取「故事架构」，这应该也会是一种很好的挑战；但是导演似乎都割舍不下这种种的诉求，便造成了今日我们在舞台之上所看到的缤纷色彩。
正如《彼岸花》的节目手册所言：「提升歌子戏艺术水平是一条长远的路，而创作是艺术发展过程中最具关键性的工作。」《彼岸花》在音乐、剧本各方面的创作实验値得鼓励，演员对于新音乐的学习及接受程度也令人赞赏。郭春美在这出戏中的表现十分生动自然，举手投足之间，很有「现代戏」的小生韵味，其余角色也都十分称职。演员的精采使得这出戏受到观众的肯定，但愿将来剧本本身的人文精神也能更受重视，而不是只注重表达某一种流行的观念或是跟随一时的风潮，对于提升整体的艺术水平而言，才会更有助益。歌仔戏的新剧目产生不易，但愿将来我们能有更多的创作空间，容许创作，也容许讨论，容许实验，也容许失败，这样才能真正造就出一个生意盎然的健康环境。
文字｜刘南芳 真理大学台湾文学系兼任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