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七月到南京参加南京大学主办的「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北上，先到济南、齐河扫墓、探亲，后再访北京。一九八一年以来，我一共去过三次北京，第一次是一九八一年到北京大学讲学，第二次是一九九二年参加台湾及海外作家访问团到北京与北京作家座谈，现在是第三次，属于纯旅游的性质。

每次相隔十年，十年变化极大，因此对北京的印象每次均与前次迥异。

因资本主义彻底质变的北京

一九八一年，大陆实施对外开放政策未久，一切还停留在封闭的状态，譬如我住的华侨大厦，虽非旧楼，但其中一切设备均十分老旧；管理亦如此，旅客拿不到钥匙，其中餐厅下午五点后即无饭食供应。大街上饭馆很少，偶然遇到一家也脏乱得无法插足，而且绝对谈不到口味。出外参观也很麻烦，如不事先请负责单位派车接送，自己出门根本找不到出租汽车。店铺的售货员态度恶劣，因为是公营，没心情为人民服务。过了十年，到一九九二年，我们下榻的四星级新万寿酒店，已经与港台的新式酒店无异。街上面的（出租的面包车）很多，出门方便了。饭馆也多起来，不致饿肚子。售货员开始为自己服务，热心多了。今年，令人感觉北京正像大陆上其他城市一样，成为旅游者的天堂，各种新式宾馆，从无星级到五星级应有尽有。街上不再见面的，出租汽车跟台北一样多，按照新旧及舒适与否分成数等，从一块二、一块六到两块、两块五起跳的都有。饭馆林立，有各种等级、各种口味。一只上等的北京烤鸭不过人民币五十多元，普通餐馆八菜一汤，外加啤酒，七八人共食，不超过人民币一百元（合台币四百元）。最可贵的是旧中国时代的小吃又恢复旧观，而且花样繁多，口味丰美。仿冒名牌的衣物、皮货、真假古董等十分价廉，不过要懂得还价，要五百，可能五十就买到了。想一想这一切都是最近二十年的走资所赐，半世纪的社会主义真是白白浪费了宝贵的光阴，无谓地消耗了人民的精力。但是还有些社会主义的遗迹，譬如人们彼此不很相信，住宾馆要预交押金，以免旅客溜之大吉。如今北京申奥成功，到处大兴土木，为二〇〇八年的奥运预作准备，所残留的一星半点社会主义恐怕难免一旦与资本主义完全接轨后就要消失殆尽了。

利用这次重临北京的机会，我又重访了地安门外我曾经住过一段时间的帽儿胡同的故居。那儿曾经是满清王朝的九门提督衙门，在李安的《卧虎藏龙》一片中出现过仿制品。一九八一年我去看过一次，早就改了样，原来门前的石头狮子被搬到后院去。这次在后院见到四只石头狮子，我记忆中只有两只，那两只是哪里来的？最令我高兴的是如今那里是中央实验艺术剧院，还有小剧场，意想不到。

大陆的亲友像以往一样的热情，请起客来绝不含糊，总点出超过三倍的量，非如此似乎未能尽到地主之谊。北京毕竟比较先进，剩下的菜肴主人打包带走。外省及鄕下人则死要面子，不管剩下多少，都眼睁睁让服务员收走，倒进垃圾筒里去。我发现以后到大陆不能随便打电话给亲友，一打电话，就要请吃饭，不吃不行！在北京给几位老朋友打了电话，于是也吃了几次宴席。其中有刚退休的中国艺术硏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田本相教授，这次非要见他不可，第一我在成大指导的博士研究生需要在大陆做短期研究，要拜托田教授就近加以指导；第二正在从事电影工作的儿子想参访北京电影学院，需要在那边兼课的田教授介绍、安排。本来应由我做东的晚宴反倒成了客人。席上有现任话剧研究所所长宋宝珍教授和中央戏剧学院的教授，还有我的旧识──首都师范大学王景山教授。饭后田本相教授又安排我们去看了首都剧院（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附属北京人艺小剧场演出的《底片》一剧。

非关政治的民资小剧场

《底片》与我过去看过的大陆小剧场很不同。这个戏没有了政治，没有了教训，只谈爱情。剧情的梗概：现代音乐自由歌手喜多沉于幻想，她的男朋友天天总在不停地流浪，二人妄想通过想像完成精神恋爱的境界。喜多的女朋友小雨是一个纯真率直的女孩。热情的摇滚歌手朋克爱慕小雨，却不知如何表达自己的情感。小雨开始并不知朋克对她的深情，偏偏爱上了头脑疯狂的行动艺术家马小六。马小六发明了一种计量时间和空间差的洗脑软件（软体），扬言靠此可以去除人类的欲望。虽然马小六自言已婚，并有孩子，小雨还是不顾一切地爱上他，怀了他的孩子。马小六无法担负任何责任，小雨在失望之余，走上了自裁的道路。朋克找马小六算帐，这时马小六才承认自己谎称已婚，实则未婚，其实他也深爱小雨，于是在绝望中走向天堂去寻找小雨。

这个戏采用抽象的布景，自由换场，中间穿插了流行歌曲。最特别的是制作人袁鸿原与戏剧无关，也不是人民艺术剧院的人，只因爱好戏剧，愿意把自己在其他方面赚来的钱投资在小剧场上。他第一次制作了一出有关古巴独裁者卡斯楚的革命伙伴阿根廷革命英雄切．格瓦拉（Che Guevara）的戏，上座十分热火，颇有赢利。该戏在走资盛行的当代，重新揭开为无产者奋斗的左派观点，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有争议，就有卖点。现在他又转而投资于此一与政治毫不相干的爱情剧《底片》，足见他并不在意政治的主题，不过是为了爱好戏剧，且把他的爱好转化为商品而已，完全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我们知道八〇年代初期，高行健和林兆华已经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小剧场开始前卫剧的尝试，即使后来宣称「创作自由」的高行健，那时刻的创作仍不脱政治的主题。到了九〇年代，大陆的小剧场开始转变，像北京牟森的戏就很具有前卫性，但却不一定具有可观性。上海乐美勤的《留守女士》具有可观性，又欠缺前卫性，而且仍然企图说服观众有关人生态度的正确与否。《底片》却是一出既有可观性，又具一些前卫性，而且不再告诉观众什么才是人生正确的道路。令人觉得，正像台湾所走过的小剧场运动，年轻的一代终于找到自己的声音，不管这声音是否是幼稚的，颓废的，或不具任何意义的，可贵的是不再重复官方的统一腔调。在过去，一个与戏剧不相干的人跑到国家级的剧场中来制作戏剧，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纵使你有钱投资也不成。现在虽然体制上还是以党领政的局面，但意识形态改变了，只要你有钱，似乎无所不能，简直比资本主义更资本主义。

大陆小剧场的演变与前文我所描述的北京的市面上种种的变化是一致的，正如马克思所言：「下层社会建构决定了上层的意识形态」。

 

文字｜马森 戏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