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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的选择

《一官风波》的演出构想

如果剧场也是一种教育,那么以戏剧形式反映十七世纪的东亚海域争霸史,以及「开台圣王」家族的海盗传统,毋宁是「认识台湾」、了解生存环境的重要方式,也是探讨戏剧题材与展演风格的另一面镜子。

如果剧场也是一种教育,那么以戏剧形式反映十七世纪的东亚海域争霸史,以及「开台圣王」家族的海盗传统,毋宁是「认识台湾」、了解生存环境的重要方式,也是探讨戏剧题材与展演风格的另一面镜子。

国立艺术学院戏剧系学群《一官风波》

5月18〜20日

    25〜27日

国立艺术学院戏剧厅

1.

十六世纪以降的航路探险,使得东西交通动脉大开,葡、西、荷、英各国的新兴商人、传教士、军人以国家武力为后盾,在海外建立殖民地,藉传教、经商之名,行经济掠夺之实。各殖民强权的竞争、冲突从欧洲、非洲到美洲、亚洲,带动国际局势的诡谲多变,人类史上第一波的全球化也隐然成形。

位于东亚的文明古国如中国、日本面对西方殖民势力的入侵,各有不同的因应之道,闭关自守是最常见的官方态度,但随主客观情势的变化,东西的接触已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当时横行东亚海域的商战集团,除了西方船舰,也包含东方海商与海盗的势力,彼此之间尔虞我诈。中国的生丝、砂糖、瓷器,台湾的鹿皮,日本的白银、武器,巴达维亚的香料、辣椒,欧洲的丝绸,在日本、中国与欧洲市场流通,利之所在,成为各方角逐的焦点。

相对于中日官方的保守态度,海商和海盗所拥有的武力足以与官方相提并论,甚至比东亚各国的政府军更能与西方势力周旋,也常成为西方殖民者交涉的对象。海商、海盗身分很难区隔,明为海商,暗为海盗,有时甚至由盗而官。为了占据海上地盘,保护商业利益,他们与日本、中国官府、西方殖民者时战时和,相互之间更有牵扯不完的利益纠葛。因而东西海域的武装对抗,不单纯是东方/西方,或官方/海盗之间的对立与冲突,而是跨越东西方、国际、种族与身分阶级的合纵连横。

在海商、海盗势力中,中国人无疑是最主要的族群,他们以闽浙沿海岛屿为据点,横行于日本、琉球、中国东南沿海和印尼、菲律宾之间。其中最具代表性人物厥为尼古拉一官──郑芝龙,他与明朝、荷兰之间的合作与冲突,完全以商业利益为考量,而不涉及民族大义与国家观念,十足的「商人无祖国」与「经济无国界」。

海商也好,海盗也罢,这位信仰天主教,曾经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当翻译的海盗首领,在十七世纪的东亚海域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尼古拉一官正是当时西方人对郑芝龙的称呼,尼古拉是他的洋名,一官则是中国的小名。现在的台湾人不知尼古拉一官何许人也,即使他的中文名字郑芝龙较为人知,也是因为他有一位反清复明、光复台湾的民族英雄儿子──郑成功,因为这层关系,郑芝龙得以留在教科书上,作为国姓爷故事的一个反派角色。

2.

郑芝龙时代的台湾在东西势力角逐中,仍是一个最不起眼,也最容易被犠牲的棋子。当时的西方殖民国家希望能到中国做贸易,没有获得明朝的允许,只好在最靠近中国的海域等候机会。在巴达维亚设立东印度公司的超级强权──荷兰因而占领澎湖,做为经略中国市场的基地,却被明朝派兵驱逐,最后只好求其次,以台湾做为荷兰海上贸易的补给站,以及阻挡葡萄牙和西班牙贸易线的据点,荷兰、西班牙先后占领台湾南北,揭开台湾近代史的第一页。在此之前,台湾只是中、日海盗逃避官兵追捕的巢穴,如果没有这一波全球化的浪潮,台湾的近代历史势必延缓登场。

如果剧场也是一种教育,那么以戏剧形式反映十七世纪的东亚海域争霸史,以及「开台圣王」家族的海盗传统,毋宁是「认识台湾」、了解生存环境的重要方式,也是探讨戏剧题材与展演风格的另一面镜子。这一段历史距今四百多年,就人类历史而言,并不算长,但其间的每个年代都可能发生天旋地转的变化,与十六世纪以前漫长的文明演进历史不可同年而语。半世纪以来国际间的科技资讯、知识经济、人文思潮发展可谓日新月异、一夕千里。回首十七世纪,固然沧海桑田,物换星移,但人类斗争的行为模式如出一辙,海商、海盗这种「特殊」行业,不仅没有绝迹,反而推陈出新,在二十一世纪的「正当」行业里隐隐可见。争夺的地盘、货品虽不同,但手法则类似,尤其是网路通讯时代的版图攻略更有海洋资源掠夺的影子。

十七世纪尼古拉一官的海洋世界,人与国家的关系若即若离,人的生活秩序常受到国家机器的干扰与限制,不论从「盗」、从「商」观点,国家存在的必要性皆受到质疑。二十一世纪的商场何尝不然?对比当代台湾的政经生态,不论跨国企业追逐利润的模式,或官商勾结、黑道漂白的历程,甚至假上帝之名,为所欲为的伎俩,实与天主教徒尼古拉一官纵横海洋的作风颇有几分眼熟,堪称其来有自矣。

3.

国立艺术学院戏剧学群九十年度制作的《一官风波》的剧情叙述尼古拉一官所领导的「一官船国」是一群无国界观念者的组合,族群不同,血缘也混杂,许多人是几个种族的混血。他们亦商亦盗,终年在海洋飘荡,有自己的信仰与生存之道,家庭观念也如海洋般的开阔,没有固定的家,但每个港口可能都有他们的爱人与子女。尼古拉一官的海盗集团,时而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合作,消灭竞争对手,时而与明朝官兵合作,对抗声势浩大的荷兰舰队。一面打仗,一面贸易,黑白两道、商场官场,纵横捭阖,称霸海上。

直到有一天,中国发生内战,尼古拉一官不能自主地被卷入战争的漩涡,被迫在明清之间做选择,也就是在开阔的海洋与封闭的大陆两个不同的世界决定生存的方式。此时在日本平户成长的儿子莫利桑,回到一官身边,而后进入南京的大学,学习儒家思想。莫利桑具有强烈的国家观与民族观,与其父迥异。最初尼古拉一官接受明朝流亡政府倚重,莫利桑更被赐封为国姓爷,但基于海盗的现实性格,尼古拉一官最后选择弃明投清,国姓爷则矢志效忠明室,父子反目,不但改变中国的命运,也打破东亚海域的势力均衡,更让擅于制造风波的尼古拉一官最后被自己所制造的风波淹没。

《一官风波》的戏剧主线在这位海上霸主的行事风格及其矛盾的亲情关系,尤其是日籍夫人塔加娃桑虽有不可一世的丈夫、儿子,自己却终身饱受孤苦。而自小在日本成长的国姓爷与海盗父亲之间所存在的性格差异更隐藏爱恨交杂的因子。而错综复杂的时代,靠海讨生活的人不全是尼古拉一官、国姓爷这类角色,更多的人都像海盗集团或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平凡人物,在浩瀚的海洋世界,他们的个人意志常被环境左右,不能避免地做出不利自己的错误选择。在《一官风波》里,那个为华人世界景仰,已然成圣成神的国姓爷丰功伟业被一笔带过,他的类型化角色反而带有时代的嘲讽,与尼古拉一官与其他海盗集团的人格特质形成强烈的对比。

4.

不过,历史归历史,戏剧还是戏剧,企图从剧场反映与台湾有关的近代殖民史未免太过沉重。尤其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台湾剧场,所谓「政治正确」早已不是戏剧创作的理由,也非展演优劣的主要依据,从剧本到演出的整体效果才是检验剧场的唯一标准。国立艺术学院戏剧学群的展演虽以专业闻名,但素以西洋剧场史的经典名剧为尙,原创剧本则以现代都会生活为主,戏剧体裁与表演风格较少涉及近代中国与台湾的大环境。对戏剧系学生而言,东亚海域这一段历史比「第三类接触」更加不可捉摸,在戏剧表现上也缺乏可以参考、仿效的「前人」经验。经验不足,戏剧排演自然困难重重。

即使如此,藉著十七世纪中国、台湾的东亚海洋争霸,重新面对历史上海商/海盗的生存条件,了解、反省当前的生态环境,仍是剧场工作者难得的学习经验。因为海商、海盗未必就如文献所谓的边缘人或不法之徒。在现代文明社会,他们仍能改头换面,在政治经济场域扮演明显的角色。正因为如此,《一官风波》的历史场景虽在明清之交,但舞台时空则予模糊化,有些十六、七世纪的东亚海洋风貌,又有些二〇二〇年网际网路时代的影子。而在戏剧风格上,舞台设计打破镜框式架构,表演区看起来像船舰或港口,观众席宛如层层波浪,希望能营造海洋世界诡异的氛围,人在其中渺小,却又生机无穷。而演员的服装、造型也超越时空界限,带有一点后PC(personal computer)时代的未来性。

换言之,《一官风波》题材来自古典,但写实中有些幻境,虚幻中带著写实,表现剧场实境虚拟的氛围。戏剧情节与角色人物的历史影像,目的不在还原历史,也不是要提供观众「知古鉴今」的想像空间,确切地说,应该就是面对现实社会的直接反射。

 

文字|邱坤良 国立艺术学院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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