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理说，一个倡议现实相对论的文本应属多音文本之列。可是，皮蓝德罗所刻画出来的罗生门世界，并没有我们想像中的扑朔迷离。皮蓝德罗把现实想像得很复杂，但是他把艺术的真实想像得也未免太过单一、太过固定了。
离题了半天，我们终于可以讨论为何《六个寻找剧作家的人物》不是后现代主义之下的产物。后现代主义的作品有些共通的特点令某些人士不敢苟同，如流行表面著墨、如为游戏而游戏、如深陷于诸多吊诡而无法自拔等等。然而，后现代主义美学亦有其洞见，刚巧弥补现代主义的盲点。其洞见之一即是：对剧场（文学）之学再现、剧场（文学）之为虚构的高度自觉。我们现在仅从此点来检视《六》剧，看看它是否足以构成后现代。
有关语言
无可讳言，《六》剧中父亲的角色就是皮蓝德罗的主要代言人。剧中，父亲一度大声疾呼地说道，沟通不良的主因来自语言；既然说话者以他对文字的认知传达讯息，阅听人则以他对文字的认知来接收，沟通的擦枪走火是在所必然的。这种论调或可视之为语言相对论，与全剧传达的现实相对论（relativity of realities）密切呼应。就在父亲发表此一宏论之后，皮蓝德罗还安排了一个贴切的示范──第二幕幕尾，兴奋的导演直呼"Curtain here,curtain!"，意即可以在此分幕，结果后台误会他的意思，还真的把布幕给降了下来。一个隐喻的「分幕」被诠释为直接指令的「落幕」。难怪导演气结叹道：「这他妈的白痴，我是说这里可以分幕，他还真的把布幕给降了下来。」
据此，皮蓝德罗可佩之处在于，他已把阅听者的立场（亦即听话的人）纳入考量。在某种程度上，剧作家意识到意符（文字）与意旨（意义）之间的关系是不稳定的状态。这里的重点是「某种程度上」，因为皮氏对语言的认识还不够革命性；换句话说，还不够后现代。虽然皮氏对语言的领悟有上述的突破，他于全剧中交给父亲的语言尚停留在语言有「中心意义」（logocentricism）的阶段。我们可以由他凸显了导演的「是」、捡场的「非」来看出端倪，我们也可以由他给予父亲的语言优越（privileged）地位洞知一二。换言之，就皮氏而言，语言可以是「相对的」，但相对之中，有的比较「对」，有的相形之下就是「错」的。
有关虚实
后现代剧场可贵之处在于认定：所有的剧场表演都是某种再现。它不再陷入现代剧场对于表现（presentational，即非再现）与再现（representational）的二分。这种认知导向一个结论，那就是任何一种自认为是纯表现的剧场根本就是错觉。因此，于后现代剧场里，虚实之间的界限极为模糊，甚至无法区分。于此，所谓的「虚」即指虚构的艺术（表演）、虚构的人物；所谓的「实」即指确实存在或发生的人生（现实）、有血有肉的真人。
《六》剧的第二幕里，导演听了一段故事之事，决定由他的演员再现那个故事。于是，男主角和女主角来上一段「父亲嫖妓遇上继女」的戏。但是，两人每次试戏，总是让一旁观看的父亲与继女的笑声打断。对后者来说，男女主角的演出（也就是再现）把「原版」（也就是现实）浪漫化到可笑的地步了。最后，那场戏仍是得由父亲与继女「现身说法」才有完满的呈现。于此，皮氏并置真伪，而且不但给予正版（当事人的版本）优越的地位，还对于虚构极尽揶揄的能事。从文本的──或是皮蓝德罗的──观点出发，这种「真实胜于虚构」的结论看似合乎逻辑。但是，深信事实相对论的皮氏完全忽略了观众的观点了。就坐在剧埸的观众而言，舞台所发生的一切尽属再现。父亲与继女的身分虽为当事人，但他们仍然是由演员扮演，因此他们所谓的「现身说法」仍逃不过表演／重演（performance／reenactment）的样态，仍然属于再现的范畴。哪来虚实之分？
有关多音
在讨论《樱桃园》时，我曾经提到契诃夫于该作达到了多音重现、众声喧哗的境界。照理说，一个倡议现实相对论的文本应属多音文本之列。可是，皮蓝德罗所刻画出来的罗生门世界，并没有我们想像中的扑朔迷离。后现代主义的另一个特色是多重叙述（有的相互矛盾、甚至抵消）的存在，而且每个叙述各自成立，没有一个叙述享有优越的地位。在《六》剧中，我们也见识了多重叙述，有关剧场美学的叙述，我们看到了有父亲与导演之对立、有导演与演员之对立；有关家庭悲剧的叙述就更加多重了。然而，不管是在美学上的、或在家庭悲剧上的，皮氏总是交给父亲「中心」的位置，而其他叙述（导演的、妈妈的、儿子的、继女的）的主要功能只是为了凸显那个中心的优越性与全知的观点。于此，我们不得不说皮氏不自觉地将此剧自我解构了：以一言堂（单音文本）的方式宣导现实的多元。
《六》剧第三幕里，父亲向导演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大道理：
我们（虚构人物）的现实不会改变；他不能变！他永远就是那样，因为他被永远地写定了（ fixed）。
相对之下，父亲接著说，真实世界的人却是永远在变，且所属的世界也天天在变。我们不禁要问：文学里虚构的人物真的不变吗？如果不变，为何二十世纪与十六世纪对哈姆雷特的诠释有那么大的差别？人之为一个意符、一个文本的意义一直在变，那么虚构的人物之为一个意符、一个文本怎可能不变？足见，皮蓝德罗把现实想像得很复杂（这点我们没有问题），但是他把艺术的真实想像得也未免太过单一、太过固定了。真可谓未完成的后现代。
文字｜纪蔚然 师大英语系副教授、编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