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蓝德罗是少数敢胆大妄为地在剧场上直接把问题拿来翻弄的现代剧作家之一。为了阐明现实的多面向，他直接让「父亲」这个角色（即他的代言人）滔滔不绝地道出相对的论调。针对他的剧本说道理意味过浓的批评，皮蓝德罗做了类似以下的回应：我用激情来说道理！不只是承载道理的故事充满激情，而是他说的方式与态度充满激情。没有激情，没有剧场。
广义而言，每一部剧作都是「问题剧」（problem play），如果没有问题，剧本大概是可以免写了。易卜生是处理现代问题的先驱，但他在剔析问题的同时，不忘添加通俗剧的元素，使得剧情一波三折、悬疑不断，扣人心弦。史特林堡在他的自然主义阶段，于处理两性及阶级问题方面，既会加些歌唱又会添上舞蹈，深怕他要处理的问题太过沈重。契诃夫不是不处理问题（虽然后人不会将他与问题剧混为一谈），只是他在触碰问题的同时也致力淡化问题，化问题为无形，也无形中使问题扩大，不只涉及社会、文化、经济，更直指人的内心。
皮蓝德罗是少数敢胆大妄为地在剧场上直接把问题拿来翻弄的现代剧作家之一。为了辩证剧场的美学，他直接将两种剧场（商业的、传统的剧场VS.皮蓝德罗氏的剧场）摆在一块儿来「讨论」；为了阐明现实的多面向，他直接让「父亲」这个角色（即他的代言人）滔滔不绝地道出相对的论调。意欲如此编剧又不使人厌烦，得要有两个前提。首先，他迫切想要传递的「思想」必须有够劲爆，无情地挑战观众的惯常认知；再来，他说教的方式必须有足够的娱乐成分，而这种「娱乐」的层次是诉诸观众的知性。然而，纯知性的剧场极少存活下来，感性及感官的刺激是必要元素。于是，皮蓝德罗提供我们一个极富社会新闻色彩的家庭悲剧，其中有偷情、有自杀、甚至还有乱伦的影子。针对他的剧本说道理意味过浓的批评，皮蓝德罗做了类似以下的回应：我用激情来说道理！不只是承载道理的故事充满激情，而是他说的方式与态度充满激情。没有激情，没有剧场。
换喻式的开场
容我且慢论及皮蓝德罗与后现代剧场的可能呼应，暂先讨论史氏与现代剧场美学的明显互动。于此，我拟从结构和语言两个面向谈起。
《六个寻找作者的人物》有如下的开场：幕起，一堆传统剧场的导演及演员正准备排练「皮蓝德罗」所写的剧本《混将起来》Mixing It Up的第二幕。根据剧本（the book）第二幕幕起时，一位剧中人正在进行「混蛋」（egg-beating）的舞台动作。这个「混」字既是提示也是伏笔，果不其然，稍后作者随即将两种剧场混为一谈。一位演员因为不了解作者的机智（conceit）而抱怨道：「我懂才有鬼！」他的抱怨紧紧扣住剧终时仍处在混乱思绪里的导演：「去他的蛋！我没遇过这种事。为了这些人我浪费了一整天。一整天！」这种前头死咬著后尾的结构安排，在现代剧场中俯拾皆是。
《娃娃之家》开场就以娜拉的话语（「把树藏起来」、「在还没装饰之前」）提点全剧有关隐藏与粉饰的主题。《茱莉小姐》触及贵族阶级与仆役阶级的性行为，而一开始即以贵族狗与土种狗的杂交为前引。《鬼魅奏鸣曲》以三角对峙起、以三角对峙终。同样地，《樱桃园》以「现在几点」当作时间这个主题的伏笔；而《海鸥》以「我在为生命哀悼」起拍，以男主角的自杀收场。到了贝克特的《等待果陀》──现代剧场的高峰──亦有类似的结构观念。幕起，Didi说出第一句话："Nothing to be done."这句话如果非翻不可，当然可译成「没什么可以做」。但"Nothing"亦可解为「虚无」，虚无正是全剧的主调。
这种以局部涵盖全部、以部分代表全体的做法或可视为换喻（metonymy）手法，是现代主义美学的一大特色。它的效果有如蛇咬尾巴、构造圆形的企图，而且，换喻式的开场以小（局部）包大（全体），在在显示二十世纪作家意图将平面文本空间化的冲动。
对语言的质疑
一般的认知是：以《等待果陀》为先锋的荒谬剧场，是现代剧场对语言质疑的前驱者。但是，剧场以语言来质疑语言可追溯甚远，它不只是二次大战的产物。《娃娃之家》中，Krogstad曾经抱怨过：「我不再相信好听的话语。」此时，易卜生对语言的质疑尙停留于「意图论」：亦即若说话者意图真诚，语言仍然可信，亦即语言是无辜的。象征主义剧场极端不信任语言，认为语言无法揭露真相，反而掩盖真相，而语言的局限与意图无关。因此，此派剧场大量采用沉默，大量贬低语言的指涉功能。表现主义剧场对语言的质疑亦不落人后。在《鬼魅奏鸣曲》里，老人说了一段颇为耐人寻味的话语：
谈谈天气，这我们懂。谈谈大家的健康，这我们也懂。我比较喜欢沉默……沉默无法隐藏任何事，但字眼可以。
他进一步说，语言是一种代码，只要有人找到世上所有语言的解码钥匙，他就能了解每一个文化的秘密。透过这样的见解，我们大致可以臆测史特林堡对语言的认识：意义是不变的，而语言与它所指涉意义的关系亦呈稳定状态。
《六个寻找作者的人物》亦对语言提出强烈的质疑。剧中，因沟通不良、仿佛鸡同鸭讲，父亲一度激动地说：
你难道看不出来整个问题出在哪里？在语言，语言。
他接著说道：说话者在运用语言沟通时，他是以它对语言的认识来发声，而听者却是以自己对语言的认知来接收。当认知相对时，沟通不良势所难免。于此，皮氏在意义建构的过程中将听阅者纳入考量，比起易卜生只顾意图的看法实属更进一层。然而，他对语言的看法有何洞见、有何盲点呢？ （待续）
文字｜纪蔚然 师大英语系副教授、编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