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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背叛或文本再现?

现今为什么每一个搞「身心灵」的编舞家,都喜欢说上一套谁听了都鸦鸦乌的「道」呢?殊不知他们所拟似的语言,不过是在指涉一种感染性的语言效果,用来复制文本「约定性」的语言,也可以说在于轻易取得看与被看之间的社会协调性,表明中国人(或东方人)有别于西方人在特殊思维上的一致性。

现今为什么每一个搞「身心灵」的编舞家,都喜欢说上一套谁听了都鸦鸦乌的「道」呢?殊不知他们所拟似的语言,不过是在指涉一种感染性的语言效果,用来复制文本「约定性」的语言,也可以说在于轻易取得看与被看之间的社会协调性,表明中国人(或东方人)有别于西方人在特殊思维上的一致性。

台湾现在舞蹈界流行从太极之类的中国武术找到身体文本,因此编舞家所操作的话语,当然就是为了要呈现一种具有「约定性」的文本说明,以求达到「超自然」(或者说是形而上学)的论述形式能被共识化。因此,我们看到只要跟太极这样概念有关的舞蹈表演时,几乎也多数跟道家阐释的宗教学有关。像「身心灵」的语境,表达的就是一种充满神秘性的知识,编舞家充其量只能用抽象的话语来说明动作的意义,巧妙地用了大家都可以「感觉」,却不一定都可以「理解」的唯心主义(mentalism ),在文本上做出诠释。

太极拳术中的「道」这个词,原先具有超出词义的某些更抽象的、或更细致的诠释,但我们的编舞家所能谈的,大概只能依据传统的诠释理论来不断验证其所做的,并使其合乎文本性而已。这种大量引用文本的语言复制,而又表现出像一个中国人(或东方人)那样的思维,难免就会出现以原初文本作为对身体论述的线索、思考,却又无法辨识「身心灵」这样的话语,只能诉诸感性的说服,而非理性的说服。

然而,现今为什么每一个搞「身心灵」的编舞家,都喜欢说上一套谁听了都鸦鸦乌的「道」呢?殊不知他们所拟似的语音,不过是在指涉一种感染性的语言效果,用来复制文本「约定性」的语言,也可以说在于轻易取得看与被看之间的社会协调性,表明中国人(或东方人)有别于西方人在特殊思维上的一致性。当代法兰西哲人德希达(Derrida)就曾说过:「再现主义式的书写观念,使事物变得容易。」因此,无论这些搞「身心灵」的编舞家,身体论述的言语有多美妙,却谈不上再现的文本有多真实。因而当我们提及「道」时,对「道」的说明直接涉及的也不是什么心灵活动,而是一个文本诠释。

这个情况很像宗教中的降灵仪式,我们听到的是祭司的声音,看到的是祭司的动作,但祭司的身体却在我们对传统的想像中,取代为神圣的象征;这就是编舞家书写有别于西方人的身体论述时,在文本重建上乐此不疲的原因;因为神圣化的身体在美学上使人感到愉悦,便于激情(passion )的催生。因此,不管舞者是否身著舞衣,或赤身露体,都足以表现非在西方现代舞系谱下「衍异」出来的一种中西混杂文化;或者这种现象更说明的是,第三世界的身体在拟似现代性上,往往不可避免地装置了过剩的附件(parergon);比如「沈缓」的动作、「飘逸」的气氛营造,或「仪式」化的形式舖陈,这些都只是凭借来增加观赏的愉悦而已,却非内在地、深透地以这些附件来补充「在场」的现实效果;也就是,作为观赏者的我,设若逾越中国(或东方)的行为符号时,还能看到什么让我找到一个由外部的附件跃居中心,对原初文本反客为主地提出背叛/革命的「误读」策略呢?

这里就牵扯到「现代舞」在第三世界如何发展的复杂情况;尤其是关于「现代舞」中的在地身体论述,我们的编舞家一方面要顚覆西方舞蹈的动作论,另一方面,又要将「现代舞」意涵中的「现代性」反映于身体,而打造出某种新典式,难免就会产生我们将与何人认同,才能肯定自己的身分和诉说自己历史的问题。

解严后台湾的「现代舞」挣脱了「民族舞蹈」的刻板模式,终又提出更开放的身体论述之后,却仍必须臣服于太极那样巨大的文本之下,就使得「现代舞」提出身体解放的命题,似乎变得愈来愈遥远了。

 

文字|王墨林 资深剧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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