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若现代舞不是为了跟特定时代之下的「我」对话，我的身体在幌动中想要激起什么波澜呢？当我们借喻太极或拳脚功夫来诠释动作的可能性时，到底是为了建构动作的新逻辑？或是为了颠覆约定身体的俗成性？
「云门」似乎真的是狠下心，非走「中国概念」路线不可。继竹林之后，又推出书法，这条路线看起来愈走愈踌躇满志。从禅定、太极、乃至于这次在《行草》中的拳脚功夫，身为编舞家的林怀民，却都有本事将这些高妙的典籍文化予以现代舞化。台湾现代舞若依据「蔡瑞月的历史现象」来看，早在五〇年代似乎已经「萌芽」；然而，为什么当现阶段进入新世纪之后，台湾的现代舞反而掀起一股「中国概念」的热潮呢？
去年九月有一个「亚洲东方人体文化研讨会」在台北举行。又是「亚洲」、又是「东方」，从标题的过度诠释，似乎看出在文化认同上的某种焦虑症。综观研讨会中所提论文，关于建构汉人「人体」的意象这一部分，为了说明而操作的词汇，几乎都是取用中国「典籍文化」中的「经典话语」，如「精、气、神」或「金、木、水、火、土」。这些文字修辞，的确能够在东方与西方的区别中，倒映出中国人的人体文化显影，但同时也让我们看到，所谓「东方」的存在，其想像基础竟是在所谓「西方」这个固定的印象中，不断把「他者」挪借用来作为看见自己的媒介。
譬如说，会中邀请的日本北海道民俗艺能研究专家进藤贵美子谈到，当她教导小孩子跳民俗舞蹈，并且把形式的产生跟土地的关系做出连结的解释，不只能让小孩子了解农村的传统文化，也能对土地提供富饶的农作物表示感谢。我们若是把这个观念复制过来，令人担心的是，当台湾全国上下都热烈欢迎WTO的时代来临，农村／土地面临消失的危机已不可避免时，舞蹈界若建立这种舞蹈与土地关系的命题，是否终究变成一个空泛的意境？
台湾近年受了被「西方」艺术节看见的大气候影响，掀起一股所谓「东方热」舞风。每位编舞家都用了中国「典籍文化」中的「经典话语」来叙述其身体观，尤其在强调与「西方」有别的身体内在化之下，刻意突显生命某种意境这一部分，而具体的动作及通过动作形塑出来的形式，却完全没有顾及到与当代舞蹈美学的关系，就更不用说他们的「意境」基本上完全是在反映一个统一的、巨大的文化论述而已。
上述研讨会中有人认为，即使中国大陆的民族舞蹈，都因时代的意味而改变了传统的动作因素，譬如现代秧歌所强调的拉直身体，以彰显积极前进的时代性；但台湾的学者却认为太极具有一定的体系性，因为它在身体的每个部位都有精确的说明。前者想说的也许是时代与身体的辩证关系，后者却透露出，身体操作是一个中心思想所设定的。其实，这两种说法是可以混为一谈的；又恰恰因为这样，西方现代舞其实就是在变与不变的交错中，不断幌动出动作的波纹，一方面要有逻辑性，一方面又要有顚覆性，这种判断终归回到编舞家个人的创造力上。
假若现代舞不是为了跟特定时代之下的「我」对话，我的身体在幌动中想要激起什么波澜呢？模斯．康宁汉的即兴动作，虽挪借中国易经的修辞，却不是为了再现中国古代人对物体流动的诠释，而是为了顚覆西方现代舞受「时间性」的节拍制约；那么当我们借喻太极或拳脚功夫来诠释动作的可能性时，到底是为了建构动作的新逻辑？或是为了顚覆约定身体的俗成性？我们在台湾「东方热」的舞作中，完全看不到这样的思考。因此，还是想问：我们为什么要跳现代舞？
文字｜王墨林 资深剧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