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选择扮装大师出场,确实加深全剧的后设韵味,让这出戏真正成为「桑塔格的《床上爱丽思》」,而不只是一出名为《床上爱丽思》的西洋近作,这是值得赞誉的。但是,若仅停留在这样的层面上,究竟是四两拨千斤的巧思?或是避重就轻的回避心态?大师出场,只怕毁誉参半。
第八届皇冠艺术节皇冠剧广场剧团《床上的爱丽思》
6月14〜16日
台北皇冠小剧场
曾与邀稿编辑戏谑,就写一篇〈鸿鸿床上的爱丽思〉吧。果不其然,《床》剧的作者已从桑塔格(注)转为鸿鸿;全剧最有看头的,确实是台湾导演反串美国大师的插曲。借此反串的插曲,台湾导演似乎急著转述桑塔格,而不想让观众自己解读桑塔格。也许此次演出的重点在于扮装大师,而不在于阐述大师?
译文滋味尽失,表演如鲠在喉
《床》剧原作者的语言精练,长于用日常的语言进行形而上的思辩;更常见的是,剧中人物语带双关,点出剧作者/角色敏捷的思辩功力。这不仅是因为擅于辩证的艺评人桑塔格出手所以简练犀利,剧中人也都是一群非凡的历史人物,文豪、诗人、女性先锋等等,他们活著时走在时代尖端,死后又走出戏剧框囿、走向观众鼻尖,质问种种。《床》剧的文本加深了剧本的思辩意图,当然也提高翻译的难度。遗憾的是,这个难度并没有被克服;中译剧本看似忠于原著字字句句,其实滋味尽失,如同嚼蜡。
导演鸿鸿原本就主导此剧的翻译工作,后又亲力而为操持导演,整个译作计划可能一开始就不仅止于经典译注,而在于舞台实践。即便不是如此,在剧场导演主导策划的翻译工作,也不能仅止于字句的转换,还必须顾及舞台实践的可行性吧。总之,以舞台实践为最高原则的剧本翻译,不能如同其他文本的翻译,而比较像是另一次的剧本创作,是有所本的文字创作。换言之,译者笔锋之下必须熟悉剧场语汇,而不能仅满足于案头译作。遗憾的是,《床》剧的中译诘屈聱牙,并造成了演员执行的障碍。整场演出中,演员的口语表演如鲠在喉,原本语带双关的字句成了难以下咽的苦药,观众想不掩耳都不容易,因而丧失了「听剧」这个接近剧本的主要管道。
大师出场,只怕毁誉参半
《床》剧以不甚高明的中译为演出本,是否透露此制作对原文不甚以为然的态度,姑且不论,全剧宣示导演自我实践高于译介原文的意图,似乎有迹可循。最明显的是,导演将原著作者桑塔格的导演后记直接移植到全剧中,并且由导演亲自反串桑塔格,为剧中艰涩的典故作注脚。这个做法可谓神来之笔,既重新诠释又忠于原著作者(不是忠于原著)。表演上看来,直接嫁接桑塔格在「后记」里的字句,不能算是添油加醋,因此可以被视为导演面对大师作品时板眼规矩的态度。但若要深究,我们也可以指出,这样看似忠于作家的手法,未尝不是含沙射影地暗喻原著剧本在舞台实践上的高难度(也可能是缺陷)。如此明褒暗贬的手法,确实可以令人惊艳。然而,问题也恰在于这段可能的惊艳。导演扮装编剧,并以帮腔的方式,哑口让一旁的口白代言;结果大师现身,开口的是别人,编和导一样失去主体性。这究竟是导演谦卑地忠于原著?抑或将责任推回编剧身上,回避剧本难度给予导演的挑战?
如果桑塔格原著呈现十九世纪女性在身形与精神之间的残酷拉锯,那么「鸿鸿床上的爱丽思」无疑再现经典原著与导演自我之间的神圣抗战。面对桑塔格的原著文字间绵密的思辩,以及对西方历史中女性人物的召唤,导演以三个父亲代言原著一个父亲角色,确实大幅增强了父系的谬误;然而若以为这便是原著对十九世纪父系社会女性压迫的批判,毋宁过于简化原著看待父亲的复杂观点,也过于低估女性主义的思辩过程了。同样的,导演选择扮装大师出场,确实加深全剧的后设韵味,让这出戏真正成为「桑塔格的《床上爱丽思》」,而不只是一出名为《床上爱丽思》的西洋近作,这是値得赞誉的。但是,若仅停留在这样的层面上,究竟是四两拨千斤的巧思?或是避重就轻的回避心态?大师出场,只怕毁誉参半。
导演诠释力有未逮
这并不是说,搬演原著,就必须字句细节都得对原著愚忠。恰好相反,导演的工具不仅止于文字语言;在诠释阐述甚至评论原著之际,导演除了对原著字句锱铢必较,也还可以转而注意导演手上的其他筹码。以此剧为例,演员吃力的表演,多少暗示导演企图的不足,而这正是本文不得不苛责于《床》剧的关键。桑塔格原著本就厚重,加上译文欠流畅,演员吃重的工作,是无可避免的。在这样的情形下,挑选适任的演员,并要求于演员,是导演责无旁贷的。《床》剧的例子却刚好相反;演员固然只能无奈地生呑聱牙詏口的剧本,但如果连呼吸换气发声的基本工夫都欠缺,再好的译文恐也难以担当。可以想见,下半场戏爱丽思一段独白,演员只能春蚕到死般,苟延残喘地念完每一台词。这并非苛责演员,而是反求于导演。既然选择一个如此厚重的文本,各方面的条件都得配合并且戮力准备,否则不如放弃舞台实践的计划。
总之,相对于剧本难以承受的重,导演将企图局限于扮装大师的后设趣味,虽然有趣,却十分不足,甚至力有未逮。终身被困病榻的爱丽思是无可奈何的,而演员肢体散漫无章乃至缺乏自觉地在床上恣意翻滚,让人不明白爱丽思到底有什么毛病干嘛不下床?桑塔格对于女性身体违背心智的不平衡发展,自有独到的观点;二十世纪末的戏剧企图,不全是历史翻案,更在于反思女性主义对解放的浪漫期待。翻转成台湾小剧场的一个作品,却成了一场肢体迟钝、发声换气不足的表演练习。现代剧场固然以编导意念为主体,但若任由编导意念凌驾一切,放任演员盲目寻找,岂不犹如凌迟演员,进而残虐编导本意呢?
导演鸿鸿近年转战电影颇有斩获,如今回眸剧场,当然令人期待。桑塔格的剧本并非没有缺陷,无论与编剧的合约如何,鸿鸿应当都可以发挥所长,运筹演员布局场面。可惜无论是前来「聆听」大师、抑或眼看鸿鸿的观众,都要对剧本和演出失望了。这真是一桩可以避免的憾事。
注:
Susan Sontag之姓或译「宋妲」。此处从《床上爱丽思》中译本之「桑塔格」,以求译名统一。
文字|周慧玲 国立中央大学英文系/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