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孟登科死在钦差的独断独行,反讽的张力将无法透视。孟登科三次觉醒,也是三次幻灭:第一次是对官吏政治的幻灭,第二次是对功名经书的幻灭,第三次是对家国命运的幻灭,一次比一次更甚。前两种幻灭犹可拯救,最后的幻灭是无所遁逃于天地之间。
台北新剧团《巴山秀才》
3月28日~30日
台北国家戏剧院
怀著知识分子的寂寞心绪走出剧院,迎面相照恰是下弦月,犹如舞台背景布幕上的缺月。从开场百姓苦旱求赈时,被白云遮盖一角而若隐若现的圆月;到百姓被屠杀时,灯光投射出昏黄而微红的半圆月;到秀才死亡,仅剩白茫茫的月如钩。京剧《巴山秀才》舞台背景的月就是这样由「虚圆」转为「实缺」。
原剧提供了成功的基础
《巴山秀才》川剧取材于清光绪二年(1876)发生在川北东乡(今宣汉县)的旱灾惨案(注1)。拥有巴蜀「鬼才」之誉的魏明伦,掌握东乡惨案史实中「试卷诉冤」的传奇事件,塑造迂直陈腐、狡黠智巧的书生。这书生既非近知命之年扬眉吐气而马前泼水的朱买臣,又别于年过半百考取乡试喜极而狂的范进(注2),更非白发布衣求官无门,入梦做了半日阎罗试图翻转乾坤的司马貌(注3);孟登科不折不扣是一个站在悬崖顶上,被象征至高权威的巨掌猛力推入崖下而粉身碎骨的读书人。
全剧分为八场:〈求赈〉、〈谎报〉、〈屠城〉、〈迂告〉、〈智告〉、〈换札〉、〈搜店〉、〈揭底〉。主角孟登科(谐音梦登科),巴山县民请求他代写状子上诉四川总督恒宝,欲告县令孙雨田不肯开仓放粮时,他明哲保身推辞。提督李有恒血洗巴山时,秀才夫妻因李铁匠舍己相救死里逃生,铁匠遗言重托他往成都寻其外姪女——恒宝宠姬霓裳,为巴山三千冤魂喊冤。孟登科感慨「早读书,晚读书,读书之人好糊涂」,决定上告,这是第一次觉醒。
见到恒宝直诉民冤,却被曲判诬告。幸赖霓裳假认舅父,受杖责四十。孟登科回客栈,意识到「洋洋洒洒圣贤书,减不轻黎民百姓苦,救不了灾荒万骨枯」,掌灯焚书,疾呼要上北京告御状,这是第二次觉醒。孟娘子以死逼秀才赴考,争辩之际,霓裳送来书信一封,提醒孟登科「朝廷派来张之洞,秀才正好见主考」。沈吟犹疑之际,飞来神思:「冤状写进考卷中,巧妙呈交张之洞」。于是欢喜答应赴考,不为功名,而为智告。
孟登科智告惊动朝廷,皇帝派钦差入川查明,慈禧太后下令寻访告状秀才。孙雨田献策,让恒宝补写「抚办」札子,换取「勦办」子,诿过李有恒。勦办札子被霓裳智取交给孟登科,就在钦差问案时,孟登科掏出札子,指证恒宝。钦差赏酒,孟登科从容饮下,孰料三杯御酒竟是慈禧太后赏赐之毒酒。孟登科仰天长啸,唱出:「孟登科,柯登梦,南柯梦醒!醒时死,死醒时,苦笑几声!」这是孟登科第三次醒觉。剧中三次醒觉,逐渐导向幻灭结局。秀才历经「拒告、想告、迂告、智告、怒告」,最终并未「悔告」;唯其不悔,孟登科才能以一个悲剧英雄落幕。
京剧移植极尽视听之娱
完成于一九八三年的原剧(注4)具有严谨流畅的场次结构,转折迭宕的情节安排,引人深思的主题义涵,层次渐进的人物性格,机趣横生的宾白对话,加上穷酸秀才的人物塑造,贴切专攻文武老生行当的李宝春,凡此种种,提供了演出成功的基础。京剧版《巴山秀才》的情节、唱词、宾白大致保留原剧,《巴》剧也果然成为「台北新剧团」近五年来表现最好的一出戏。
《巴山秀才》京剧标榜「移植新创」,所谓移植新创究竟何在?自然令人关注。声腔剧种的主要差异就在方言和音乐,从川剧移植为京剧,不用四川方言念白,少了一分语言的隔阂,多了一分亲切感;以平和稳重、深沈抒情的皮黄腔替代高拨拔尖的高腔;名角组合,包括唱腔浑厚沈稳的李宝春,著名张派嗓音醇美舒展的张萍(饰孟娘子),台湾新秀花旦音色圆润柔俏的黄玉琳(饰霓裳),以及念白已达炉火纯青之境的名丑孙正阳(饰钦差);尤其大陆著名琴师叶光抑扬顿挫的胡琴,更具推波助澜之效,使这出戏的音乐性极尽视听之娱。整体而言,京剧《巴山秀才》确实比川剧动听许多。
以纯粹的京剧唱腔呈现,无法保留原著的某些原创与独特艺术自是难免。魏明伦擅用多种声腔改变一戏一腔的单调,像《巴》剧用了昆曲(注5)和京剧,主要是让来自北京的钦差使用京白与四川官员对话,并且用皮黄腔演唱一大段试卷告状者造成东、西两宫的内哄。京剧唱腔念白融入川剧,合乎人物身分,用得恰到好处而巧妙自然,增添川剧表演艺术之变化。京剧版中,加长这一段文字,则是由孙正阳以清脆流畅的韵白朗诵,增加不同的喜感趣味。
自我矛盾待琢磨,夫妻之情难提炼
集编导演于一身的李宝春,对传统老戏或新编戏的修编,总是有一些出人意表的删修,看似些微不同,却往往导致不同的意趣情味。
首先是智告情节的转折。孟登科受杖责后忍痛焚书,意味放弃梦想已久的功名。五十一岁尚未中举而还孜孜矻矻抱著《八股制艺》的孟登科,对追求功名显然是执著的,一旦改变初衷,必然陷入自我矛盾。可是剧中并未深度著墨其内在矛盾及觉醒的转折,而将冲突放在夫妻之间。孟娘子一心企盼夫荣妻贵,故以死对秀才劝学催考是合理的,但此一外部阻力终究不能代替自身的阻力。正因为孟娘子阻止秀才告状,是要夫婿折桂月宫,并非担心遭遇不测,京剧版既然对原著这点缺失没有进行修编,则剧末秀才中毒后,妻子的「我怨我悔我心痛」,便没有立足点,所谓「不唤秀才唤老伴,只盼相依度残年」的夫妻之情亦难以提炼。,
在川剧原著中,面对妻子的坚执,和霓裳送来书信纹银,故铺排秀才幻觉进考棚作为转折:透明纱幕垂下,风影摇曳,主考官身著清朝官服,高居中位;考试生员身穿传统戏装,生、净、末、丑俱全;唯有孟登科依然清装,左手捧卷,右手执笔。忽然灵机一动,卷上大书「冤」字。幻境消失,孟登科大呼「想通了」。可惜这段戏中戏被京剧版删除,致使秀才允诺赴考的转折及智告情节都变得有些模糊。
霓裳死而轻放秀才,关节疏漏
霓裳是成就秀才从〈智告〉到完成〈揭底〉的关键人物。孟登科来到总督府迂告,扣紧霓裳为恒宝宠姬的身分,让她以巴山乡亲的认同感,一攀假亲,二捧恒宝,三贬秀才,软硬兼施,以其见义勇为之心、随机应变之智,才能智取札子。剧本的铺排很高明,当恒宝手上拿著掉包的「剿办」札子,预备付之一炬时,霓裳手持烛台上场,应声「火来了」。于是接过札子,背身烧札,火光一冒,残灰飘飘。恒宝放心地手搭霓裳肩头同下,孙雨田上场一看,才发现那「不是纸灰是绢灰」。智取札子的情节在京剧中,改成霓裳假大帅之名直接向孙雨田索取,显得简略而悖乎情理,殊为可惜。
霓裳智取札子送到客栈途中,一边是孙雨田为札子急切寻找霓裳及孟秀才,一边是报录随员寻找柯秀才(孟登科颠倒改成柯登梦)。京剧版将三方面人马同时鱼贯交错在场上,以轮唱方式,导演节奏甚好。霓裳将札子面交孟登科时,孙雨田同时来到,店么姑指引霓裳逃脱,由孟登科巧妙应付。这段情节,京剧版则有很大更改,正当孙雨田要押回孟登科时,霓裳现身相救,要求放了秀才便交出札子;孙雨田照办,霓裳取出匕首刺杀不成而后自尽。此节更动影响不小,霓裳出现等于自投罗网,孙雨田取回「抚办」札子事关重大,秀才和霓裳势必难逃罗网。因此轻放秀才,成为关节之疏漏。
《巴山秀才》是个好剧本,移植改编为京剧演出,可谓慧眼独具。导演节奏之流畅,演员唱腔之动听,都无可疑义。在原剧中,巴山冤魂对秀才而言便只是「集体情感」,而没有足以牵动他「个人情感」的具体动力,修编时,李宝春似乎没能就原剧转折不及之处加以著力,因此,巴山子民遭屠杀时,没有孟登科仓皇失措、死里逃生双腿颤抖、甩发等身段;李铁匠舍身相救时,没有深入刻划孟登科的伤痛;孟登科焚书时,与孟娘子发生冲突,川剧中一人持书,一人掌灯,一夺一避之间很有身段表现,京剧则略去了二人的肢体表现;智告的转折太过轻易,霓裳自尽,孟登科去而复返,更无悲情之抒发。身为观众,观赏时难以感动,是否由于《巴》剧过于注重「叙事」的推展与「唱腔」之表现,而忽略「抒情」与「身段」艺术的呈现?
金色官帽舞台透视知识份子的幻灭
霓裳的安然逃离决定原剧的结尾。剧终霓裳以民女装束,怀抱琵琶,以帮腔合唱「天下耳目何能掩,歌女琵琶传真情,巴山惨案催人醒,巴山秀才死犹生」。这样的结局可谓余音袅袅,情味不尽。京剧版全力处理结局,让孟登科夫妻互相表述结发以来的感触,孟登科将官帽丢置在舞台前方,两人互相搀扶,背对观众行至舞台高坡,捡场者推出「正大光明」匾额放在官帽后方,对于这样的处理方式,李宝春的说法是:「故意改成『虚』的处理,让秀才似死未死……也许什么时候,这案子就翻过来了。」(注6)果然如此吗?
其实不需要搬出「正大光明」的匾额,总督府的公堂两旁,也不需要垂挂「为官为民秉廉政,执权执法是非清」、影响舞台空间感的对联,因为剧中讽刺贪官污吏昭然若揭,观众都懂,正因观众都懂,剧末「大清朝!大清朝!大大不清」这样的唱词,也是画蛇添足。笔者倒是欣赏舞台前深蓝色的大幕,中央是一顶金黄色的官帽,长椭圆形的帽徽和帽翅都是龙形图案,差别在帽翅是镂空的,可透视舞台。将官帽放置到剧中,它一则象征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集体意识」;二则以龙形官帽图案象征帝王。两个象征却形成巨大张力,因为梦寐追求功名的知识分子,竟然被活活毒死在头戴金碧辉煌之帽的帝王手中。
如果孟登科死在钦差的独断独行,反讽的张力将无法透视。孟登科三次觉醒,也是三次幻灭:第一次是对官吏政治的幻灭,第二次是对功名经书的幻灭,第三次是对家国命运的幻灭,一次比一次更甚。前两种幻灭犹可拯救,最后的幻灭是无所遁逃于天地之间。这回主角的觉醒,不是历经黄粱一梦的卢生,了悟死生之情后,向道士吕翁稽首再拜而去;也不是贾宝玉完成婚姻功名后飘然出家;更不是《阎罗梦》司马貌醒后继续逐梦求官;是知识份子以卵击石的粉碎,彻底的灰飞湮灭……。
注:
1.史实背景参见魏明伦〈这一个秀才〉,《戏海弄潮》(上海:文汇出版社,
2001年);相关史料记载,见《清史稿‧本纪》卷23。
2.汪曾祺编剧《范进中举》,收入《汪曾祺全集》第七卷《戏剧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3.司马貌乃陈亚先编剧、王安祈修编之《阎罗梦》的人物,收入王安祈《当代戏曲》(台北:三民书局,2002年)。
4.同年由自贡川剧团演出,收入魏明伦:《凡人与伟人:魏明伦男性剧作选》(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年),页107-153。
5.根据演出录影,屠城之后,恒宝与孙雨田洋洋得意合唱「一举剿平巴山乱,高枕无忧奏管弦」两句,是用昆曲唱的。
6. 纪慧玲〈亦悲亦谑巴山秀才,李宝春改编京剧版〉,2003.1.9.《民生报》。
文字|李惠绵 台湾大学中文系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