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时间:2006年12月9日下午1:30~3:00
对谈地点:诚品信义店六楼视听室
记录整理:台湾技术剧场协会
我满心期待再回到这里。——摘自《李名觉.台湾.1997》
一九九七年,李名觉因为他在台湾第一次的舞台设计回顾展,踏上宝岛。在离开近十年后的二○○六年终,李名觉终于再回来了。
虽然,这次李名觉大师原本是受邀为高雄卫武营的竞图评审而返台,但是在这短短的一周内,他仍不辞辛劳地南北奔波,在公干之余,仍抽空和本地的莘莘学子们见面,并且亲自指导他们的作品。
「我们是极尽所能,非榨乾Ming(李名觉)不可。」主办单位之一、台湾技术剧场协会的王孟超说得可能有点夸张。但是的确,李名觉飞机刚落地,接著就踏进了华山艺文中心,开启了「李名觉舞台设计大师班」的序幕。他从中午十二点整开始一直授课到五点,连茶点时间他也不放过,还偷偷地溜回会场,与学生们继续讨论。五点一到,李名觉又上飞机下高雄,在卫武营一次又一次的会议中度过两天,十二月九日,我们又在台北见到李名觉,眼前这位脸上总是挂著两弯笑咪咪眼睛的舞台设计大师,再次用行动证明,他对剧场及教育的认真态度与无比地热诚。
从一九八○年代,经由编舞家林怀民的引荐,带领台湾的观众认识了李名觉大师的设计,也让台湾许多的剧场工作者趋之若鹜,纷纷前往耶鲁大学,接受李大师的薰陶,将所学带回台湾。这次两位大师的对谈,就是希望借由林怀民精准而贴切的提问,盼让更多的人进一步了解李名觉的创作。
在此次对谈中,李名觉不断强调,历史对我们今日有著决定性的冲击,而「剧场」,就是处理「人」最重要的一个「再现」的场所。因此,他在在提醒我们,身为剧场人应随时留意世界的脉动,剧场设计者,更不应只为工作,或是光注重形式想一味地追求突破,而被困在自己的世界里。
为剧场服务
李名觉(以下简称李):首先我想说,我真的非常高兴能再回来(台湾),见到各位。林怀民是个天才,你们应该以拥有他感到骄傲。每次我回来都能从他身上得到些什么。我刚去看了隔壁(《风.影》)的展览,深深觉得自己似乎已经过时了。
我听说今天在台湾也是选举日,关于选情台湾似乎跟美国一样陷入胶著,好吧!就请你们来告诉我,这天底下还有什么新鲜事?
林怀民(以下简称林):我今天要问的问题,其实也是台湾剧场界最想知道的问题,在准备时,我还请了王孟超、刘达伦老师向他们的学生搜集问题。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三天前我在报纸上看到,你说你「看不见剧场的未来」,这是真的?
李:我以为记者是问「未来的剧场会是什么样子?」我想表达的是我无法「预测」未来的剧场会是什么样子,我认为剧场是人文精神所在、最人性的地方;就剧场技术层面而言,或许有可能预测出剧场将受益于哪些新科技。如果我真能预测,我早就是个富翁了(笑)。
刚刚我在看展览时,那之中的确存在著科技,但创造出那一切的过程,全来自我们的巧思与巧手。我所谓的无法预测,也包含我认为不需要去预测它将长成什么样子,我们应该就静静地等待它(未来剧场)的发生。
林:身为一位舞台设计师,你认为是应该扮演帮助导演说故事的角色,还是替画面制造惊奇,特效?
李:都是呀!不然我们还能做什么呢(笑)?我知道新一代的设计师对于打造个人形式、风格等语汇的迷恋,似乎远超过戏剧的内容与文本。但我想举契诃夫的《海鸥》为例,剧中有一位年轻剧作家,他一心思考怎么创造出新的形式,他妈妈也是位相当成功的女演员,于是他非常讨厌他妈妈那种老式的表演。在第一幕,这位年轻剧作家要他心爱的女友演出他的作品,女友却说「你的作品缺乏爱情故事,很难演出。」但直到近剧末的时候,那当年的切寻创新的剧作家自己也说:「是啊,我越来越相信,问题不在于形式的新与旧,而是刻划出生命。」
早期我常为玛莎.葛兰姆或莎士比亚剧场作舞台设计,当时我的作品也被宣称突破了那时的舞台设计、蔚为一种新的「形式」,只因为我的作品看似多抽象的结构、线条。有些人就认为我从剧本捞取到某个意象,呈现在作品上,就收工了。几年后,我有足够的语文能力,能更深入了解文本了,我的设计才逐渐展现出我对剧作的情感;这时再回顾那些早期作品,我也承认它们的确很「冷淡」,我呈现出的是剧本丢给我的某个意象,而非我进入这个剧作情节可能的情感。现在在作设计时,我尽量让自己投入剧情,设计便自然而然浮现出来了。
当然,开始有人也觉得我现在的作品不如早期来得「刺激」,但是我却获得相当大的满足。我将自己涉入剧情,以这种方式体验人生,我不再需要处心积虑地想展现某种「样貌」。
另外,今天看到怀民的作品,我也意识到自己在教学上的危机:如果设计都紧扣著故事,似乎会落入过于写实的窠臼。看了展览之后,我发现他们也在说故事,呈现大自然的现象。你看那些黑瀑布、黑雨,甚至爆破,怀民和克华等这些鬼才将这些意象成功地实践在舞台上。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些不停不停从天际坠下的黑丝,我不得不说,这些象征性的黑丝实实在在地展现了「黑瀑布」的澎湃。
仍在教育界的我开始思考,身为一名舞台设计师,当遇上这类主题式的视觉画面时,该怎么思考,怎么呈现。(对林怀民说)因为你们,我真的学到很多!
从「心」出发的创作
林:身为舞台设计师,你总是不停地回顾、思考、改变和反省,你是如何锻炼自己成为一名舞台设计师?或者说,在场的观众该如何栽培自己,成为一名舞台设计师?如果我呢?如果我也想当一名舞台设计师,该具备哪些能力?
李:你吗?那我一定要打消你这个念头(笑)?这真不是个什么能风光的职业,你要嘛自杀,不然是饿死自己。
我年轻时,约是一九五○年,当时艺术圈相当盛行一种抽象的后现代概念,例如:绘画不应再现任何主题,绘画就是绘画,而我并不认同。后来我想,是因为我年幼所受的水墨画指导。在中国水墨画里,那些潦草的笔触之下总是有一番景致在,然后是空白处的诗词等。重点是你总是能在中国画里找到某种观点,我认为中国画即是观点与技巧的总和,我受此影响甚远。
此外,年轻时我在上海常看歌剧。综合以上两个原因,我开始认为自己应该朝著这个方向(舞台设计)迈进,表达自己的意见。另外一点,当时我独自一人在洛杉矶念大学,进入剧场让当时朋友不多的我,宛如置身一个大家庭,这些一起工作的朋友就成了我留在洛杉矶、继续作剧场的动力。
回到如何成为一名舞台设计师这个问题。首先,你得对在剧场工作这件事深具热情,热爱正让你苦思的剧本,热爱各类型表演艺术。接著就是技术,以今日为例,电脑似乎很重要,如此你才能在视觉上呈现你对文字的想法。还要有幽默感与有一颗谦虚的心,谦虚这对中国人来说并不困难(笑)。记得绝对不要冲上前跟导演吵架,这会导致你失业(笑),因此你要学著如何与人和谐共事。
做这行的回报在于,当大幕升起后,舞台上带来的一切惊喜而你始料未及。跟怀民的合作让我有这样的体验,当时我第一次看《九歌》的排演,我深受震撼。这种经验,不是作餐厅或主题乐园这类设计能获得的。做这行,我们要单纯看待我们的工作,它不只是生财工具。创作往往从这里(指著心)而非这里(指著脑袋)。
林:你提到作为舞台设计师,千万不可跟导演吵架。但这实在很难避免,譬如,我提供了个很好的点子,他却不喜欢,我该怎么办?
李:我是这么指导我的学生的:你跟你的导演应先达成共识,双方都同意以某个观点诠释这出戏,首先,你应试著将双方都同意的观点在设计上呈现出来。如果你著手进行到一半,却发现另外更好的点子,因此放下手中你与导演约定好的工作,这对导演绝对不公平。
在你与导演的共有的点子尚未成形以前,你怎么知道自己的点子比较好,就此夺去整出戏在舞台设计上的生杀大权?以我的经验,如果你真的试了(你与导演的共识),十之八九并不糟糕。
坦白说,问题在于自尊心,身为设计师的我们常常不愿见别人比自己好,然后好几个小时下来,愤恨不平。我总是灌下一杯又一杯威士忌,因此又只好熬夜赶工,画下一张又一张草图,越来越投入,热血沸腾。
对此我又要提起《九歌》的制作,怀民说他想在乐池做一个荷花池,荷花从盛开到枯萎约莫两小时,正是一只舞从开演到落幕的时间。我一听到这个点子,兴奋得不得了,我做的只是把它实践出来。同时,我也觉得我应该把握机会重拾画笔,以水墨画为《九歌》绘了一幅较典雅式中国的莲花景,模型看起来很不错。直到我来到排练场,一看彩排,就知道大事不妙。怀民的舞是如此猛烈,充满生命力,看得我目瞪口呆;我于是对怀民说,(我的设计)并不适合,他却很喜欢,天晓得为什么!总之,我说我要更改设计,我们对此争论了很久。我的意见是,怀民的舞并不是我绘出的那种古典雅致。最后我们决定使用另外一幅作品。
藉这个例子我想说,舞台设计很重要,但绝不是表演的最要角;真正主导一出戏、一支舞的是导演。更进一步,真正站上台的也不是导演,而是演员,我们都躲在幕后,看著演员在台上「活出」我们的想法。因此我认为,舞台设计师的自尊心不应该过分强烈。事实上,自尊心太强对什么都不好。
林:我简单补充,我也从李名觉先生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当时我并不认识这个人,只知道他很有名,想找他帮云门作设计。我请朋友从美国的电话簿上找到他的地址,然后写信给他,他就请我到纽约跟他谈谈!我就去了,从他身上,我看出一位伟大的设计师该有的态度。我写信给他,他就回我信了。我就去见他,见一个这么知名的大师。
他先把我的想法全吸收,然后问了一堆问题,我们觉得不重要的他也问。之后他就带著模型来台湾。我想讲的是,他是一位真正的大师,我一个年轻人去,他就接见了。然后我觉得(设计的)很好的东西,他却觉得(自己的设计)不够好,愿意重新再来,不断地推翻自己。到剧院里头,他就是一直工作,担忧所有的细节。另外要提醒大家,当时他在美国作我们台湾的设计,这对他在美国的声望是没有什么帮助的。
他不论到哪里工作,就是不停工作,没完没了,然后就回家,从没玩过。现在我想问他,他是否总是在推翻自己?
李:我会制作数种1:100的模型,与导演讨论。我觉得我们应该先做好一种设计,尝试后再进行下一个模型。现在每出戏,我会以同样的基础制作五种版本,作模型好像成了我最享受的工作过程。
林:那你曾经历过所谓创作的撞墙期吗?
李:我随时都在经历。应该说,它来得快去得也快。有时候你就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甚至在期限前就完成工作。有时候你怎么也无法突破,随时担心别人打电话来催设计稿。但我认为当一个人工作一段时间后,就会知道该怎么对付这种瓶颈。
林:你的方法是什么?
李:不停不停不停地画,绝不让笔或电脑停下来。
但是,我只是想提醒大家,科技不是万能的。我认为科技的确能帮助我们绘出更完整的设计图,但在你的想法尚未完全,使用科技所呈现的只是「绘制」完整的设计图,而非「构思」完整。我只是希望各位谨慎使用科技…就像电子邮件,它让你随时都得回信,永无止境。大家脚步应该放慢一点。
剧场需要「政治」
林:有一位学生想问,身为中国人这个背景,是否对你的设计有任何影响?
李:我受美式薰陶甚深。从事教育工作多年,我的外国学生看起来也没受到什么中国教授的影响(笑)。
我认为这与一个人如何看待世界有关,如果分析起来,或许我早期的作品是有吧。我不喜欢复杂、高浓度的设计,这或许与我年少所受的水墨画指导有关。但也有不少中国画构图相当复杂,我偏好带有禅意的绘画。或许比起中国画,我更欣赏日本画。当今有越来越多的制作倾向将各式的表演拼凑在一起,你听到人在唱歌,旁边还配上偶戏,最后的结果却是它们只各司其职,并没有为说故事这个目标加分。
事实上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不知道有没有设计师是本著自己打哪来,就作出哪种风格的意图在从事设计。因为我从不对设计设定议题,因此我也无法认同这种创作方式。
如果你们将在此(台湾)从事创作,了解台湾就确实很重要。我常常建议来自台湾的学生把莎剧的场景挪到台湾,或其他他们熟悉的地方。他们能以这种方式更深入了解莎剧,同时也要对真正的莎士比亚:西方剧场、启蒙时代等等作研究,历史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
我很难过现在美国人对历史的不重视。在耶鲁,我们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教西洋剧场史,只因为学生与学生之间对历史的认知和重视,差距实在太大。
你们知道,今日的美国正面临自由权的危机,政府藉著许多反恐名义,进行违宪的监听和逮捕工作。然而,由于人民对于民主、自由知其名却不知其实的态度,民主的基础急速流失,而人民仍无动于衷地呼喊著自由、民主、和平。
我有一位学生想把布莱希特的《勇气妈妈》搬到二次世界大战。我以为,学生应该要知道一战与二战有什么不同?因为两场战争的基础,作战方式完全不同,空军在二战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法国就是照著一战防御性的战略对付纳粹,才惨遭沦陷。我问学生第一次世界大战何年结束,他说「一九二二年吗?」当下我完全失控,我羞辱了整班研究生,记住,是「研究」生,不是高中生!上个世纪所发生的大大小小事情,对于现在的我们,都扮演著举足轻重的角色。拜托,好好读历史吧!
林:你刚提到许多关键字:自由、平等、贝多芬、生态等等,作一位舞台设计师真的需要知道这么多事情吗?
李:你认为呢?如果你作的是主题乐园设计,历史或许能放过你一马。但如果你从事剧场设计,历史知识必备的,要不,你为何作剧场呢?
反观,如果你从事的剧场工作与人类、文化与历史毫无相关,那继续下去的意义呢?即使电视上的闹剧也与生活息息相关,但如果你的剧场仅止于笑闹层次,那我也建议你算了吧!
我并非建议剧场只以教育、传递讯息为唯一宗旨。另外,剧场人应该具备政治意识。像今天,你们就应该去投票。政治意识并不是丢掉手边工作,然后上街抗议,同样地,你也应该深入了解,与你意见相左的人理由何在。有人说剧场不应对政治作回应,我必须说,这只是某种为了政治正确的标语。对政治失去敏锐度的剧场,是民主沦陷的第一步。
林:我补充一下,在台湾作剧场是没什么「钱」途的,以我们传统的剧场而言,歌仔戏原本有很顽强的生命力,但电视一出现它就垮了。另一种是京剧,原本是军中管的,但也变得很脆弱。我每次到京剧后台都学到很多。就像我第一次去美国李名觉家的时候一样,吓死了,他家就两三个房间,小小的。全部堆满资料、书和模型跟唱片塞满了。连床铺都得把东西挪开,才能睡觉。他的生活是这么平实,但他永远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最新的事情。他永远都在学习,吸收新知。有人问,云门怎么能作三十三年这么久,你看李名觉这种大师,也只是过这样的生活。如果真有什么回报,就是过过挫折的瘾吧!距离发财这些,都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