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剧场大师铃木忠志去年初应台北艺术大学之邀访台，以「在全球化当中文化是什么？」进行演讲，提出以「动物性的能源」改造剧场与世界，引起一阵旋风。同时也为今年《酒神》访台演出先行勘查国家戏剧院场地的铃木大师，也接受本刊的访问，本刊特地邀请对熟悉日本剧场运动脉络、一直著力于身体与剧场思考的身体气象馆创办者、资深舞／剧评人、现任牯岭街小剧场艺术总监王墨林，为本刊向大师提问对谈。透过王墨林的提问，我们得以厘清大师的创作出发点与对身体表演的思考重心。
王墨林（以下简称王）：铃木忠志的特点之一，是他专爱处理所谓的经典文本，例如希腊悲剧、契诃夫。唐十郎（编按：六○年代剧场运动主要人物之一，首创帐篷剧场演出形式）与樱井大造（编按：目前在台发展的日籍帐篷剧导演）两者虽不尽相同，但两人的作品却都带有歇斯底里、魔幻、倒错的特质，相较之下，铃木显得具有「正典性」。当然我们知道他选择经典文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加以诠释，也不是为了赞颂伟大作家，更不是为了再现其文本，反而是在他独特的想法中，想探究文化、身体，尤其著重在演员的下半身，且具有一种反文化的特性。
我想请问铃木先生，日本在六○年代的小剧场运动与后来的日本近代剧场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例如铃木先生本人、唐十郎，这些人物在当时所提出的各式日本人的身体性理论，是否影响到日本的近代剧场发展？
铃木忠志（以下简称铃木）：六○年代时，我的思考有两个方向。近代日本有很多方面都是学习欧洲，例如美术、小说等等，只有身体是无法从外地输入，表演只能用日本人自己的身体，于是我便思考日本人的身体与其他民族有什么不同。我发现到两个：一为重心放置的方式，二为呼吸的方式。日本人都生活在榻榻米上，所以身体很著重下半身，而日语的重音都在结尾处，这影响到了日本人的语言。日本属于水田民族，这和骑马的中国民族是不相同的；而且和欧洲不同，日本人的生活比较没有组织，因此在思考日本的表演时，要把这些不同之处一并纳入考量。所以我很喜欢把西方的东西拿来之后，以日本的角度来思考其轴心在什么地方；并不是要模仿，而是要依据自身的本体性来将外来的东西转化，成为自己的剧场。
王：以铃木先生的作品风格来说，他似乎偏好希腊悲剧或是契诃夫等西方经典文本，是否意味著他认为亚洲剧场发展时应该注重经典文本？
铃木：就身体的表现来说，日本有非常丰富的背景，但是就逻辑而言，欧洲比较优秀。这两样东西汇集在一起，就会产生一种新的东西，既不属于日本的，也不属于欧洲。目的并非恢复或破坏日本的传统，我只是采用了西方的文本将日本文化加以改变。
王：这和中国与台湾的现代化相当不同，我们剧场的现代化过程当中，西方与本地是分开的两条路线，与日本的混合方式相当不同。蜷川幸雄和铃木忠志先生这一代的剧场工作者，都很想用日本元素或其身体性，来诠释西方的文本，这是一种跨国性的策略，还是想就由这种方式来解决日本与西方文化之间的鸿沟吗？例如因为语言不同而产生的问题。
铃木：我不觉得语言的力量会因此消失。但目的不是要去消除经典文本中语言的力量，而是要想出办法找到对观众最有冲击力的表达方式。一般人或许会误解铃木方法只是训练身体的方法，但其实这是一种让语言的表现更为明晰的身体训练，是讲日文时所必须用到的一种训练。有人会以为在舞台上各国的语言都没有差别，其实并不尽然，每个国家的语言都有不同的表现方式，有些美国人也从铃木方法加以延伸，探究他们自己的语言。如果这些受过铃木训练的美国、德国及苏俄人，对自己文化的表演感受不够深刻，这个训练也不会有什么效果。对自己文化的表演研究比较有累积的人来接受铃木方法的训练，比较能够出现一种既不属于日本也不属于他们本国文化的新东西，这对于日本人而言，道理也是相同的。
王：铃木先生与西方的演员合作较多，相对之下与亚洲演员（包括日本）合作较少。整个亚洲有没有一种共通的身体性是与欧洲不同的？
铃木：所谓「整个亚洲」其实是很难的界定概念。就拿中国来说，京剧的声音就和日本人的声音有很大的不同，中国、日本或是亚洲各地，其实相互间的差异性是很大的。范围的划分不应该以国家疆界为区块，而是应该用宗教、文化来作为划分的标准。我们应该要将亚洲和欧洲是对立的这种想法加以抛弃。
王：身为一个现代剧场大师，「下半身表演」是不是铃木先生的特定风格？对铃木先生来说，脚部的技巧是不是一种特色？
铃木：下半身其实是对全世界而言都是重要的，例如在芭蕾当中，下半身也是相当重要的。在所有的表演当中，与地面的接触都是非常重要的要素，植物但动物都仰赖地面而生长，这是一切表演的根源。
王：铃木先生所创立的「利贺村艺术节」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挑选节目有什么标准？这样子的活动是否又具有什么使命？
铃木：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各种不同的文化、人种、国家、性别，需要一个场所将他们加以聚集在一起。戏剧的特点就是将这些形形色色的人汇集在一起，放在同一个舞台上。在这个远离都会的地方，会有一种集中的力量，公开演出时，则能够让各种地方的人来观赏。我的艺术节的地点「利贺村」位于深山当中，从各个大都市来的观众在那里停留，大家交互讨论戏剧，这对于一个艺术节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关于当初创办艺术节的使命，其实并不是为了戏剧本身，而是希望能够改变社会。六○年代的日本失去了自身的主体性，急于模仿西方的事物，我希望能够改变这样子的现象。
问答时间：2006年2月15日
问答地点：台北晶华酒店
翻译：林于竝
纪录整理：廖俊逞、刘昌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