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今年云2的春斗别具意义，它集结了横跨四个世代的编舞家作品，舞出了四种迥异的编舞风格与身体调性。从满溢古典现代舞风格的《羽化》，挑战身体与编舞之理性结构的《变》，探索动作与声音、身体与装置的《身．音》，到极简与极深交融的《鸟之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场节目调配得宜的多元演出，更看到台湾现代舞扎实地走过四十年的历史后（注），所展现的自信与不断自我挑战的生命脉动。

舞蹈与音乐—编舞者的永恒课题

当菲利普．格拉斯（Philip Glass）反复回旋的乐音响起，女舞者举起手臂迎向观众，饱满著呼吸的动作，让这个简单的手势完全融入乐曲的旋律里。罗曼菲编作于一九八七年的《羽化》烙印著她赴美习舞的深刻印记：由舞者隐身其中撑起的黑色布幕，教人联想起现代舞的魔术师艾文．尼可莱斯（Alvin Nikolais）著名的身体「活动雕塑」；而舞者们充满流动感的弧线回旋动作，以及身体坠落与回复间精力的收放，则十足是韩福瑞－李蒙技巧的标准演练。著重呼吸、动作与音乐的贴合，罗曼菲以工整的笔触细描一支唯美的舞蹈。女舞者们圆润的脸庞、如瀑的长发与纤长的裸臂悬浮于黑色布幕之上，伴著布幔的波动与音符的轮转，一个个如同泅泳海中的精灵。

如果说《羽化》是关于舞蹈与音乐抒情的和谐，那么郑宗龙的《变》则是透过理性的建构，让舞者的身体挑战泰瑞．莱里（Terry Riley）极端低限主义（minimalist）的乐曲结构。在极富压迫感的重复敲击乐声中，一名男舞者在众人环视之下，从脚踝、膝、胯，到肩、颈、头的关节处，以最微小的动作出发，渐次推移至全身的舞动，刻意紧绷的身体质地以直线呼应不断重击耳膜的无情音符。男子的身体语汇随后扩散至其他舞者，并以增强的幅度对抗音乐。当重复的敲击声加速成滚动的旋律，聚光灯下独舞的女舞者以快速的弧线动作，带入身体新的向度。透过个体与群体之间动与静的对峙，以及由一而多的累积式编舞结构，郑宗龙在最后的乐章里，精采地将繁复多变的群舞身体，绵密织入莱里急如星火的音符网络之中。

「不跳舞」的身体—挑战舞蹈的另一种表情

四位编舞家中年纪最轻与最长的黄翊和林怀民，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舍弃舞者们最熟悉的身体技巧。黄翊在《身．音》里让他们穿上服装设计师杨妤德创作的装置性意味十足的「衣服」——会随动作发出声响的金属关节装扮、从头至脚环绕全身的无数白色圆环、旋转时会鸣唱的铁制裙片、四肢与躯干间长出红色手风琴的双人连体服装…。充满视觉效果的身体造型各有其特定功能或声音效果，而黄翊则为每个特殊的「身体」设计出一套肢体动作，探索身体与声音的互动关连。没有音乐的听觉空间里，只有一个规律如电子心跳的声音贯穿其间，让舞台上「人」与「物」结合的个体，仿佛有了一种特殊的生命。只是「物」仍不可避免地限制了「人」的可能性，当物我的关系变成可以预期，观众的想像空间也难免随之受限。

压轴的《鸟之歌》是整晚最教人惊异的作品，即使事先已知道舞者从头至尾只有跳跃。在台湾大概只有林怀民敢如此编舞。舞台上粉嫩多彩的舞衣，伴著青春洋溢的舞者们此起彼落的屈膝、腾跳，这应是一幅春天的景象。然而当卡萨尔斯（Pablo Casals）演奏《鸟之歌》的旋律隐隐涌出，舞台上的风景逐渐染上晚秋的萧瑟。只取二、三小段的音乐反复如暗潮汹涌，没入又浮现，每当弦音渺然隐去，你的耳朵忍不住要拼命追索，但追索的已不只是弓弦的乐音，更是伏流在底层牵引的澎湃记忆。最终，舞者们的呼吸与腾跳是生命最原初的悸动——从出生到死亡的心跳；而那举起的手臂诉说的或许是呼唤、渴望、或是最后的道别。林怀民用《鸟之歌》证明了，舞蹈的意义不在动作的多寡，而在于身体与其他元素的互动间，所开展的想像空间与生命厚度。但话说回来，在如此哲思与美感的玩味之间，仍不免心痛于舞者们满受地板冲击的可怜膝盖与美丽双脚。

注：虽然西方现代舞的形式在日据后期已传入台湾，但实质的深度发展却要从一九六○年代后期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