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时，两厅院推出由台南人剧团演出的台湾新剧经典《阉鸡》，剧中几位出身老人剧场的银发族演员如吴焕文等，举重若轻地就演出这出戏的写实气氛，令人动容。而十月份上阵的另一出新剧《高砂馆》，更是邀来以口述历史为主的老人剧场团体——欢喜扮戏团担纲，令人更期待这些银发演员的表演魅力。到底老人剧场为何动人？这些银发演员如何在舞台上绽放丰采？且听在国内一手带起老人剧场的欢喜扮戏团艺术总监彭雅玲，为我们细说从头——
《高砂馆》
10/17～18 19：30
10/18～19 14：30
台北国家戏剧院实验剧场
INFO 02-33939888
「像我们这种教养的，是不可能做这种事的。」彭雅玲笑著回忆起第一次在排练场和老人工作，他们保守拘谨的姿态，至今还深深印在她脑海。「起初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对待老人，我和卓明穿著简便排练服，很随意地坐在地板上；他们却盛装打扮，女生穿旗袍丝袜，男生穿西装领带，头发抹得油油，走进来吓了我们一大跳，害我和卓明一直拉身上的短裤，连忙搬椅子给他们坐，好像自己很不得体；接下来，有人打瞌睡，练习时要他们躺在地上，就有人抱怨头晕、血压高。」那是一九九三年，彭雅玲开始推动老人剧场，台湾第一个老人剧团「魅登峰」在台南成立。
在这之前，彭雅玲其实是台湾第一代小剧场运动的大将，在经历过一场场前卫的、视觉性的、风格化的、各种主义、形式的演出后，她发现内在匮乏空虚，「作品无法和生命连结」。于是，她放逐自己，负笈英国钻研最前卫的肢体表演，却在外国人眼中看见他们对来自台湾演员特质的欣羡；老师的一席话，更让她回头思考剧场的意义，「他说你没有办法在国外学表演，因为表演是文化性的东西。」于是，一九九一年返国后，彭雅玲尝试说自己的故事，从小最爱听老人说故事的她，透过口述历史的田野纪录，在年长者的生命经验里，一步一步发现她想要做的剧场，也从中寻回了自己。
陪伴老人重新走过生命记忆
一九九五年，「欢喜扮戏团」继「魅登峰」之后成军，彭雅玲首度将口述历史运用在剧场演出中，「台湾告白」系列作品，邀请老人们演出自己的记忆，让更多人看到在这块土地上发生，「离你不远的历史」。彭雅玲说，当剧场中上演的内容都是从一个生命经验丰富的人身上取材时，既不需要手法技巧去编撰，也无须舞台声光的装饰，因为真实，自然动人。「重要的不是故事是否曲折离奇，而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然而相对的，剧场工作者需要花的时间、付出的耐心却更多。
就像欢喜扮剧团位于台北天母的排练场里，参与演出的长辈们每逢周末都从北中南各地聚集在这里，一起上课、剪裁故事与演戏，也一起生活、煮饭、打地铺睡觉。彭雅玲坚持每出戏亲自访谈，从培训、排练，到搬上舞台，通常需要三至五年的时间。她强调，访谈的过程，势必触碰到许多心中的痛，「当一个七、八十岁的人把他的生命交在我手上时，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陪他一个片段、一个片段地回忆，然后舒服面对。」
彭雅玲印象最深刻的，是刘蕉妹一路从怯懦到勇敢的历程。「她刚开始都躲在旁边不说话，感觉像是被强迫来的，等很久很久才说自己的故事。」蕉妹讲的是客家童养媳的传统，她四个姐姐都送人了，只有她留在家里。二十岁时，她决定嫁给外省人，但在客家习俗中，宁把她剁碎喂猪吃，也不允许她嫁。所以，结婚当天，没有一个亲友来参加婚礼；出嫁后，也没有男性长辈带她回娘家。父母去世时，她没见到他们最后一面；蕉妹大哥临死前，也没答应她回家。直到最后，蕉妹的亲人一个个走了，却没有人带她回去。
《台湾告白系列六：我们在这里》演的就是蕉妹的故事，彭雅玲发现，这部戏演出后往往没有太多掌声，却有许多观众在黑暗中不肯离去，还有人哭得久久不能自己。之后才知道，在客家村有很多女性都是童养媳，这出戏演出了「她们多年不敢说的心声。」透过戏剧表演，回溯生命的过往，也有戏剧疗伤的功能。另一出戏《台湾告白系列七：母亲》，则是彭雅玲把故事都准备好了，却没有人愿意来演。彭雅玲表示，每个人和母亲之间，都有很多错纵复杂的情感，说出来好像是种大逆不道的冒犯，她能够谅解大家有不同的原因选择缺席；最后，她保留了故事，找其他演员来演，发现大家都有类似的故事，便很快激起了共鸣。
替老人拿掉身上的包袱
欢喜扮戏团的团员来自福佬、外省及客家三个族群，平均年龄都在六十五岁以上，最年长者更高达八十六岁高龄。许多老人在经过剧场洗礼后，都有很大的转变。彭雅玲说，训练老人演员站上舞台，跟一般演员是完全相反的方法；一般演员的训练是「加法」，不断灌注各种技术和技巧，直到他发展出作为演员的各种可能性来；但对于老人则是「减法」，「年长者都经过岁月雕琢，只是无形的包袱很多，我们的训练就在帮助他们把身上的包袱拿掉，让他们找到原来的自己。例如有些人从小家教是不能唱歌跳舞的，但当自我渐渐展露时，就像闪闪发亮的钻石、珍珠，所展现出来生命的厚度，正是跨越语言与文化藩篱，不管在哪个国家，面对何种群众都能让人动容的原因。」
老人剧团和一般剧团最大的不同，就是经常面临生离死别，因为随著时间流逝，团员也会一个个的离去。「蔡益山给我上了第一堂的生死课。」彭雅玲说。一九九五年底发现罹患膀胱癌的蔡益山，隔年频繁进出医院做化疗，当时没有手机，所以蔡益山都到电话亭打电话给彭雅玲聊天。有时化疗做完非常痛苦，蔡益山就会蹲在电话亭旁打电话给彭雅玲说：「老师，妳再说一遍，我是你的男主角给我听，好不好？」彭雅玲总是会很大声地回应他说：「蔡益山，你是我的男主角，你不可以死喔！」
而奇迹似的，一九九七年，剧团开始排练以蔡益山故事为主的《台湾告白系列三：台湾查埔人的故事》时，蔡益山也带来了好消息，他的癌细胞全部消失了。于是当年十月，他站上国家实验剧场当了男主角，之后更到英国、美国巡回演出。直到一九九八年八月，获知这出戏将在千禧年受邀到纽约演出前夕，蔡益山却悄悄地走了。「早上才说要活久一点，下午就得知蔡益山过世的消息」这突如其来的噩耗，让彭雅玲惊觉生命的无常。
「做老人剧场，让我相信生命，它就像春夏秋冬，可以掉到谷底，又回升。」和许多人一样，彭雅玲也怕老、怕死，但透过听老人说这些故事，她想要证明：生命的韧度是很强的。「我要跟所有跟我说故事的人说谢谢，因为他们带给我的比我给他们的还要多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