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二○○○年，九二一大地震发生周年的当天夜晚，民乐街的临界点小剧场，重现了一幕震后灾难场面。暗黑的空间，墙面油漆崩裂，钢筋裸露、门窗倾颓，舞台上一滩水从表演区漫延至观众席，演员似要挣脱体内强烈的窒闷感，湿答答滚在水里，如一尾塑胶袋里无助求生的金鱼。整晚演出被无声的寂静包裹，只有水滴声，哗哗的水声水影映著受难的灵魂。这是王墨林《黑洞》系列作品的序曲，地震带来的巨大震荡，震开了一个大黑洞，也震开了王墨林记忆的破口。此后，文字化为肉身，研究书写多年的国家与身体论述，终于有了实践的喻体。

「黑洞」系列  从「遗忘」展开

「这一代人几乎没有经历过战乱或天灾，九二一大地震是空前的。当时，有人在瓦砾土堆中被埋了几天几夜，后来获救。那些人在完全的黑暗里想些什么？可能还在呼救，也可能吓到恍惚，可能抱持著希望，也可能完全绝望。我仿佛看到，有人坠入了黑洞，一直往下掉，也有人在黑洞边缘踌躇不定。」王墨林说，这场灾难是一道伤口，在台湾人的心中结了疤，留下了印记，谁都逃避不了，但大家似乎都想抹去，「『黑洞』系列的计划，便是从『遗忘』展开。」

隔年，王墨林为一群盲人开工作坊，从中延伸出《黑洞》系列的第二部作品。「他们面临的『黑暗世界』，于我一个明眼人而言，身体容纳著更细腻的官能性。其中一个盲人形容，九二一地震的时候，身体一动也不能动，感觉好像身体一动，外在世界就会跟著崩解，那是完全无法想像的，害怕。这可能不光是希望或绝望，而是一个移动可能性趋近于零的世界。」

二○○三年，《黑洞之外》在牯岭街小剧场上演，这是王墨林舍弃语言与叙事，更趋近于纯粹盲人身体探索的尝试。舞台上只有一位盲眼演员，在不具名的空间，进行一场恐惧与抵抗恐惧、孤独与反抗孤独，以及面对生命、存在的自问自答。「《黑洞之外》相较前作更摆脱惯性的叙事线条了，但仍然没有跳脱习惯的剧场语汇，无法摒除语言加动作等于意象的硬化思维。」

直到二○○五年的《黑洞3》，在香港和一群盲人还有脑性痲痹患者合作，王墨林才意识到，脱离文字想像而落实到身体的过程，不是一出戏就可以找到，得要跟这群外在条件受限的演员摸索实验许多年才有可能：「这出戏对我比较大的影响是，我变得不在乎观众，不在乎有多少人来看戏，更在意我如何跟演员完成这出戏。以剧场来说，导演是观众，演员也是观众，我们在排练场互相观看，也是一出戏。演员从工作中判断我跟他们的关系，我想要什么，我是什么，我们之间互为文本，互相开发、理解、诠释。所以，我更重视排练的过程，因为排练场的戏更为可观。」

新版《黑洞3》  投射个人与集体记忆

相隔六年，历经了癌症的生命关卡，王墨林开始重新回头检视、反省那个念了十年军校，却对国家体制、对历史这么反叛的自己。今年新版的《黑洞3》以「军队」为关注对象，既投射王墨林的个人经验，又充斥集体记忆。「我自己当了十年军人，在军校里头我反复思索个人存在的命题：国家暴力是什么？我跟国族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我认为，戒严对台湾人的影响很大。我自己是戒严长大的，因为戒严我才会读军校，因为戒严我才会反体制才会叛逆。然而，虽然现在已经解严，但大家还是活在戒严时期，身体没有解放，思想仍然禁锢。」

王墨林说，这出戏是很「政治性」的：「我们把政治想得太狭隘了。政治性，无关党派竞争也非国族议题，而是关于我和他者彼此如何影响，就算选择一个人过孤独的日子，那也是对应某种社会现象产生的反动，那也是政治的。当我『感受』到我的存在的时候，里面就有政治性，跟外在环境无法脱离关系。」王墨林强调，台湾艺术圈愈来愈「去政治化」，强调「艺术是艺术，政治是政治」，但两者根本密不可分：「当艺术脱离政治，创作是不成立的。所有的剧场，或说所有的存在，本质都是政治的。」

军队不仅是国家的象征，更是人类潜在残酷暴力的黑暗欲望。剧中将把赤裸裸的暴力通过诗意转化，用低限抑制的美学，表现一种无路可出的绝望。王墨林说：「诗是压抑的语言，可以把那么多的情绪，浓缩在一行话或几个字里头。我觉得自己有一种诗人的世界观，我在剧场里作诗，不是透过语言，而是用身体表达生命存在的纠葛——那是每个人内在尚未解严、充满压抑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