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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情夜》以夜店为场景,描写感官享乐与同志族群的印象连结。(Farrows Creative 摄 2012台北艺术节 提供)
编辑精选 PAR Choice

同志与国族 永不歇止的认同议题

《忏情夜》 享乐夜店中的深沉自省

将在台北艺术节演出的《忏情夜》,是来自英国威尔斯的雪曼剧团的作品,以夜店为场景,勾勒出药物、电音文化如何席卷同志圈,描写感官享乐与同志族群的印象连结,深刻写实地呈现同志生活的典型;同时也借由同志族群的欲望与认同,巧妙触及在大不列颠共和国中,威尔斯弱势地位及国族归属的议题。

将在台北艺术节演出的《忏情夜》,是来自英国威尔斯的雪曼剧团的作品,以夜店为场景,勾勒出药物、电音文化如何席卷同志圈,描写感官享乐与同志族群的印象连结,深刻写实地呈现同志生活的典型;同时也借由同志族群的欲望与认同,巧妙触及在大不列颠共和国中,威尔斯弱势地位及国族归属的议题。

台北艺术节《忏情夜》

8/31~9/1  19:30   9/2  14:30

台北市中山堂中正厅

INFO  02-25289580转192

从伦敦返回家乡寻求发展的威尔斯诗人,喜欢芭芭拉.史翠珊与音乐剧、已迈入迟暮却仍孤家寡人的扮装皇后,在高中任教、性格保守的神经质女王,以及看来似乎胸大无脑的肌肉猛男,四位久违的同志好友相约买醉,以纪念威尔斯代表队在卡地夫世界橄榄球大赛中的惨败。然而,一位少年偶然地加入这场聚会,却意外引爆累积多年的心结。威尔斯雪曼剧团(Sherman Cymru & Theatr Genedlaethol Cymru)的《忏情夜》Tribe借由同志族群的欲望与认同,巧妙触及在大不列颠共和国中,威尔斯弱势地位及国族归属的议题。

非主流文化  投射威尔斯处境

位于大不列颠岛西南部的威尔斯(Wales),虽然被划入英国领土,语言及文化弱势仍引发强烈的认同冲突,成为威尔斯文学与戏剧上取之不绝的创作主题。台北艺术节策展人耿一伟表示:「威尔斯之于英国,就像台湾之于中国,有相同的地位。这也是我要引进这出戏的原因之一。」他希望藉这出戏来搅动台湾观众的脑细胞,让大家思考这个问题。英文剧名“Tribe”原意为部落民族,指的是同志在异性恋社会中仍是弱势族群,是主流同志文化之外散落的不同部落,亦象征威尔斯的现实处境。

《忏情夜》以夜店为场景,勾勒出药物、电音文化如何席卷同志圈,描写感官享乐与同志族群的印象连结,深刻且写实地呈现同志生活的典型。在纪录片导演陈俊志眼中,对这群在自我认同上已拒绝屈服社会规训的「孽子」而言,流行的追求与当下欲望的满足,永远比符合主流价值的期望更具意义。作家郭强生说,这出来自威尔斯的同志喜剧,在英语与威尔斯语混杂的台词中,仍是谈著女神卡卡与百老汇,仍是要露肌耍嘴皮与器官笑话,让人以为在看著舞台版的美国同志影集「同志亦凡人」(Queer as Folk)。这样的同志无国界却让人开始疑惑:所谓的同志文化究竟发源何处?就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了下来?

耽溺感官享乐=同志族群?

原来,《忏情夜》要探讨的正是这样的传承问题:同志们当初都是怎么走进同志生活里的?透过夜店酒吧、狂欢宿醉?自诩解放而开始了肉体的流浪?以为这就是成为部落一员的自我认同之途?以为自己与众不同?是不是都曾和剧中的男孩一样,开始的心情是恐惧而困惑的?然后「前辈」们告诉你这没什么,大家都这样,同志们都这样?郭强生强调,时至今日,「同志」在大众化的假象下,被商业操作包装为特定的风格类型,失去了批判力道。「《忏情夜》在感官享乐的氛围中,以自省提出不同角度,尝试探讨同志族群的发展。」陈俊志认为:「同志是否还是反叛的代名词?这个问题没有结论,只能继续观察。不变的是,我们都该透过艺术创作,重新思考人生,避免被既有价值观限制。」

《忏情夜》剧作家达菲.詹姆斯(Dafydd James)是当前英国剧坛的当红炸子鸡,英国《卫报》称他为「当代英国创意新势力崛起」。剧本采用一九九○年代末盛行于英国的「新文本」(New Writing)风格,以简洁有力的个性化对白,处理欲望、药物、暴力等素材,细腻且如实地描绘长存都会人心中复杂的情绪,为处于核心和边陲之间寻求归属的居所,提供宣泄的管道。演出中大量使用威尔斯语,也吟唱威尔斯民谣,透过音乐,深刻暗喻了艺术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认同是永远的乡愁,是深沉的欲望,是冲突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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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本  书写剧场与现实的危险关系

在当代剧场中,剧本不再是演出唯一的依归,但是,至少它还可以作为一个出发点。剧场可以没有语言,语言却自成一座剧场。语言是剧作家的最后堡垒,必须找回语言在剧场表演的力道,才得以在荒谬剧场的语言废墟中,另辟蹊径。新的语言、新的文法、新的姿态、新的形式,促成了「新文本」的诞生。

导演鸿鸿认为,「新文本」的特色之一,便是不界定语言和角色。始作俑者可追溯到彼得.韩德克(Peter Handke)的《冒犯观众》:四位说话者,和一堆台词,剧作家不规定谁说哪句,完全交给导演和演员支配。同样一句话,可以独语也可以合唱,可以宣示也可以反诘。后继者如海纳.穆勒(Heiner Müller)、佛克.李希特(Falk Richter),都擅长打散角色和台词的关联,彰显对于「语言的剧场性」之绝对信任——每句话都像一支箭,无论从哪儿射出,都一样有力。剧作家不用替演出者想太多,把箭磨利就对了。 

这些只是可见的变革。不可见的真正变革,则是以这些激烈的手段,让观众无法对眼前的事物视而不见,让我们必须面对剧场强烈提出的意见。那些意见会如此强烈,因为关涉的正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说穿了,新文本之重要,不在于文本,而在于剧场与真实保持危险关系。文本,只是追求这种关系的利器。新文本的出现,反映了当代剧场的渴望,同时也是对这个混乱而疯狂的新时代的解读。(廖俊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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