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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斌 摄)
艺号人物 People 香港资深剧作家

杜国威 感性多情 柔笔探人性

还记得电影《刀马旦》里风情各异的三姝、《虎度门》里萧芳芳饰演的粤剧女伶冷剑心吗?这些活灵活现的人物,都是香港剧作家杜国威一手塑造出来的,迄今仍令人印象深刻。敏感多情的杜国威下笔温柔敦厚,作品中总是呈现正面能量,他说:「观众不是来听你教训的,他们是来被娱乐的……你可以让他们哭,但最终要让他们笑。我希望观众经过思考,最后可以看到人生好的一面。」

还记得电影《刀马旦》里风情各异的三姝、《虎度门》里萧芳芳饰演的粤剧女伶冷剑心吗?这些活灵活现的人物,都是香港剧作家杜国威一手塑造出来的,迄今仍令人印象深刻。敏感多情的杜国威下笔温柔敦厚,作品中总是呈现正面能量,他说:「观众不是来听你教训的,他们是来被娱乐的……你可以让他们哭,但最终要让他们笑。我希望观众经过思考,最后可以看到人生好的一面。」

人物小档案

  • 毕业于香港大学地理系及中文大学教育学院。
  • 1979年,以短剧《球》获选香港话剧团优秀创作剧本,开始参与编剧工作。1993年全职投身戏剧,为香港话剧团驻团编剧。
  • 编剧作品:《虎度门》、《人间有情》、《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聊斋新志》及《南海十三郎》等。
  • 多部剧本曾拍摄成电影,两度拿下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编剧。以《南海十三郎》获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

初见杜国威,他穿著针织毛背心,油挺挺的皮鞋,斯文的白衬衫,鼻上一副眼镜。他是那种你想像中金奖编剧会有的最典型模样,某个独处夜晚,脚边堆著一叠书,他身陷皮椅,拿起纸疾笔,一旁壁炉火光映照脸上。

杜国威谈吐温厚,讲话时声音轻柔,笔下的人物们不开飞机不搞爆炸,只在高楼影子倾轧下来的城市角落,细细揣测著他人的心意,作著人类千古不变的情感习题。然而,杜国威并不仅是个深居简出的文人雅士而已。他身上也携带著香港特有的世故与快速节奏。当他笑著分析与不同工作圈人种该有的应对模式时,他就像他写出的故事,机巧对白里藏了对人性的犀利指涉,和那种只存在都市里的惘然。

多情感性  比别人多十倍

作为香港数一数二知名的编剧,杜国威拥有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的双高学历。四十六岁前,他还是香港可立中学的教师,四十六岁后中年转业,从此全职专注写了一百多个剧本。他的作品包含电影、电视,和舞台剧本,知名者如《刀马旦》、《我与春天有个约会》、《人间有情》、《南海十三郎》、《如果爱》。这些剧本曾帮他赢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编剧、香港舞台剧奖最佳编剧奖,及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香港政府还特别颁了个「铜紫荆星章」的勋衔给他。

跟杜国威聊天是这样的:一坐下来,话匣子开了就是开了,谈著自己在编剧这行的经验和体会,文字滔滔不绝从他口边涌出。你完全能够联想到,这是个曾经每天写电视剧本十个小时,三天完成一集的高产能作者。

杜国威从小在十二个小孩的家中长大,他排行倒数第二。近十个姊妹的女人心事,大约让他看尽了人世间所有可能出现的心机互动。他自言,成长过程中,他就特别比别人擅长观察人情之间的微妙波长。能以写字当一生志业的人,他说,没有别的,除了天分、机缘、训练,就是过多的感性,「比起别人,我大概是十倍的多情。」

虽然多情,杜国威显然也不缺乏必要的理性。拿到高等理科与人文教育学位后,他在任教期间负责学校剧社,带领学生屡屡拿下「全港校际戏剧比赛」冠军,后来终于获得香港话剧团青睐,开始为剧团量身撰写剧本。

剧团生涯  磨出手中健笔

与香港话剧团结下的缘分,影响杜国威日后甚巨,「我这支笔,可以说是在话剧团练成的。」由于剧团演员人数众多、特色纷歧,让他得以一一就著真人原型,去对描写各种角色类型练苦功:「我写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时,每个人细微处怎么揣摩呈现,那个枝节构造骗不了人。那些年边观察边写,累积了后来的实力,更懂得表现自己。」

杜国威不相信天下有怀才不遇的人,只是生活在现代,除了努力和才华要足够,还必须懂得如何主动表现敲门:「以前可能还有贵人去找人才,现在自信的帅哥美女这么多,你在那边害羞啊、不敢说,自怜自卑,想著总有一天有人会发掘我的内在美,不如去死啦,哈哈哈。」

终于,几年加上几个奖,杜国威兼具产量与质量的工作名声,得到如电影导演徐克等更多影视圈人士的注意,机会纷纷涌上门。年轻时,担心拒绝了案子就没有下一次,于是有好几年间,杜国威过著生活中只有教书与写作的军事化生活,精神几近无法负担。直到一九九二年,他考获「亚洲文化协会利希慎留美奖学金」,终于停止教书,前往美国纽约进修。

「刚到纽约时,我必须要靠吃镇定剂过活。在香港时的快节奏生活压得我喘不过气,忽然停下来,我觉得非常恐惧!」杜国威说,「在纽约的前两个月,我没办法面对现实,连行李中的衣物都不打开挂好,闲到发慌时还去画迪士尼的著色本。」

一年的纽约生活,杜国威自称在学校没学到什么,看了上百场的戏剧演出,却成为日后创作的重要资产。「那时候不知不觉吸收的东西,让往后编导时遇到什么问题,都自然能有办法拿出来变通。」他说,「我常说,编剧写的是自然的生活和情感,而不是老想著要用什么『主义』,会有什么评价和得奖肯定。」

年岁渐长  笔下才出现「坏」人

那年在纽约,杜国威听著凤飞飞的歌,写下后来一砲而红的《我与春天有个约会》,关于六○年代一间夜总会里姊妹的情谊旧事。廿年后,春天过去了,杜国威也步入耳顺之年,他为香港话剧团卅五周年再度写下《我与秋天有个约会》,今年在港首演廿六场全部满座。

「当时《春天》红了改编电影,写下三个纪录:文艺片也能卖到两千多万票房、不见经传的话剧演员也能主演电影,还有终于开始有人认真关注片子的『编剧』是谁。」杜国威说,「这次写秋天,算是完成一个梦想,也写进不少这些年来改变的人生观。」

杜国威说,年轻的时候,他不喜欢在自己的戏里面写「坏人」;直到年岁增长,他的笔下才渐渐多了些「不那么和善的人」:「我想告诉观众,要从不同角度看待这些人,才会了解他们的行为。」杜国威说,「现在的我,不怕去更深入去探讨人性。」

杜国威以自己二○○八年的作品《我爱阿爱》为例,剧中,一名七十岁的老翁,因为自己廿岁的女佣恋人有了身孕坚持迎娶,却引来亲友的众多质疑。「这戏想问的是,究竟真爱是什么?真爱的定义不是完美,而是不去计较。当你懂得爱一个人,就算你知道他再多不堪,仍愿在所不惜为他付出,然后因此,你也会获得更意想不到的快乐。」

好的故事  都是很简单的

回顾自己的爬格子生涯,倏忽似乎也过了数十寒暑。杜国威谈起人生和剧本,处处流露感叹:「我的体力不如从前,能活到七十五已经很满足,现在更懂得挑选适合自己的剧本编写。」他说,「现在的我,每天比前一天更快乐,一杯茶、一个猪仔包就可以很enjoy。做回自己,是我人生现在最大的原动力。」

至于编剧,杜国威坦言,他的理念很清楚:「观众不是来听你教训的,他们是来被娱乐的。」他说,「你可以让他们哭,但最终要让他们笑。我希望观众经过思考,最后可以看到人生好的一面。一个明亮有希望的结局收场,永远是我剧本不变的特色。」

他随口说起自己最近被感动的几个剧本,「真正的好故事,都很都简单的。你看那印度片《三个傻瓜》讲教育、台湾片《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讲青春爱情,我本来看著看著没感觉,到了结尾高潮,还是忍不住跟著流眼泪!这些主题虽然看似老套,但好的编剧,就是会把人感动得不得了。」讲到这里,杜国威摇摇手,拿下眼镜:「好啦,不说了不说了,再想我又要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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