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年，《浮生若梦》的演出，成为许多观众深铭心底的看戏回忆，虽然有著语言与文化背景的隔阂，但阳光剧团所打造的剧场经验，却是「剧场无国界」的明证。再度访台，阳光剧团带来四小时的大戏《未竟之业》，一个以一九一○年代电影初发明的时空为背景，叙述一群想藉拍电影达成教育理想的人们的故事。为什么阳光剧团会制作这样一出戏？又如何完成这样一个回顾梦想年代的作品？透过越洋访谈，导演莫虚金为我们娓娓道来……
Q：您的作品无论在内容或形式上都极具分量，为观众带来惊喜与震撼。请问您如何构思这些作品？
A：如果我们创作，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必要的。我并不是说这出戏很重要，而是这对我来说非做不可。尽管一切还很模糊，但我会告诉演员我的想法，即使他们从未想过，却要让他们感到这么做有意义。如果它只是让人觉得：「啊，这很有趣，那我们先试试看。」表示这是不好的提议。我们通常会专注在这主题上，一连研究好几个月，直到它愈来愈刻不容缓，剧团便会拿出勇气，使它更清楚明确。
Q：您是否有一套工作模式？
A：从发想、创作到排练，需要非常久的时间，尤其是集体创作。最顺利时，也需要八个月。我不知道我们是否真有一套工作模式，我想当然有，但它在过程中会因为这群人而不断演变。尤其有些演员愈来愈有经验，懂得运用自己的创作方法。加上我愈来愈有智慧（笑）。我现在倾听更多，而不是强加自己的想法，我很喜欢这种创作方式。对我来说，导演，就是要激发潜在的事物。
Q：巡回演出对您和剧团的意义是什么？
A：巡回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个礼物、具有神话学般的意义。在欧洲传统里，剧团就是要有马车、到处流浪、在市集的露天舞台演出。这也是我们当初做剧场的想法，和同伴一起旅行。当然，有驻点也很重要，一切就像命运，时候到了，我们就找到剧团的基地弹药库。所以剧团要同时有一栋房子和一辆旅车！再说，剧场本身就是旅行，观众即使坐著不动，仍然和我们到了别的时空。
Q：您的父亲是电影制片，您的童年也在片场度过许多愉快时光；《未竟之业》是否有向父亲致敬的意味？
A：我相信一定有，但我完全没想到这点。因为这真的是集体创作，我的父亲和其他人的父亲融合在一起，这部作品有每个人的一部分。最开始我想做《未竟之业》，只是因为偶然间看到一本凡尔纳的小说，我完全被它吸引，我告诉自己一定要说这个故事。就像我在开头说的，我只有一个模糊的想法，再和大家一起创作出来。我想，无论是我或演员，都会无意识地将隐藏内心深处的，转化到作品中。可以说，这里面有每个人内在的众神、创伤和喜悦。
Q：您如何与演员工作？
A：阳光剧团演员的工作量非常重。他们在各方面都被恳求，不只是表演，还有身为人的方面。我想，当一个演员来敲阳光剧团的门时，他就非常清楚剧团赚得不多、我们总是在工作，还有我很严苛，所以这是他对自己的要求。但是透过大量的肢体训练、工作坊和主题式的资料研读，我们会一起发展、寻找路径。为了《未竟之业》，我们除了研究电影和历史，还特别去理解「探险」对于那个时代的意义是什么，当时的人为什么想乘木造船去南极。为了作品，我们必须「暂时」成为这个主题的专家。
Q：您如何将电影画面发展成《未竟之业》的剧场片段？
A：事实上，里面并未出现任何电影影像，说到底，它还是剧场。如果观众觉得看到电影，那是他们的想像。这就是剧场应当做的，让观众想像舞台上所没有的。如果舞台上要有森林，就绝对不能把真的森林搬上台。相反地，演员必须透过他手上的小摄影机，真的看到一部他在拍摄的电影。这非常重要，唯有如此才能让台上的一切具体呈现。有趣的是，我们从默片里寻找电影的模式，却找回了那时代的剧场特色。
Q：为何阳光剧团近来的作品想以剧场和电影两种形式呈现？如何区别？
A：其实，总是演员先说想要尝试这种转换，然后才变成我想要做的事。当然，我一样很热情地投入。电影并不是剧场的记录，必须忠于作品精神，将形式转化为电影语言。剧场里，导演的场面调度呈现远景，观众自己决定观看焦点。但在电影里，是导演和镜头去决定景框。电影最主要的语言是「拍摄」。
Q：为何您选择那样的时代作为背景？想要呼应今日什么样的现况？
A：那不只是默片时代，同时也是小说的时代！我想要好好述说那个时代。凡尔纳死于一九○五年，我希望这出戏的背景是在他死后不久。廿世纪初虽不够完美，却是希望和发明如此丰富的时代。工业、科技、医学等大幅进步，还有佛洛依德、马克思、爱因斯坦，所有造就廿世纪的都在那时出现。可是一九一四年的战争突然打断一切。二战前还酝酿了史达林主义和纳粹，造成悲剧。最近有人跟我说，法国历史的史诗在一九一四年时就被切断。我觉得挺有道理。而这出戏是再赋予它史诗涵意的机会，因为集体的冒险就是史诗。法国人曾经为了理想发起抵抗运动，但很短暂。也许为了要让这一切再出现，我们需要很多很多的艺术家。一位重要的抵抗运动者曾说：「抵抗是乐观主义」。创作也是如此。
Q：《未竟之业》获法国CRDP教育文献区域中心选为中小学艺文教育教材，您对剧场的教育功能有何看法呢？
A：我认为剧场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教育。有剧场以来就是如此，像希腊剧场、莎士比亚时代的剧场，曾经是新闻时事的学校。现在，剧场再也不是这种百科全书式的教育功能。是另一个更加重要、严肃，也就是对于人性、灵魂与精神的教育功能。我认为，剧场应该激起观众的意识，让人感到行动的想望。剧场这个场所就具有史诗意义，在那里，我们能集体行动、述说故事，特别是述说胜利。讲述不为人所知的胜利是很重要的。生活是由胜利和失败所组成，如果不庆祝胜利，那么压迫者就会让我们相信，我们只能活在失败之中，成为典型的受压迫者。就好比在《最后的驿站》里，胜利不只属于那些成功抵达英国的人，也属于那些帮助、接待他们的人。我们不需要歌颂英雄式的人物，而是那些努力活出自己生命的人。
Q：在阳光剧团的作品中，尚-贾克．勒梅特（阳光剧团音乐家）的音乐迷人并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可以跟我们聊聊和他的合作吗？
A：我们一起工作已经有卅三年了。我们往往不需交谈，就很了解彼此。刚认识时，他还非常年轻，可是他很快就了解，他想做一个剧场里的音乐家。很多音乐家只是「为」剧场做音乐。但尚．贾克非常不同，他知道如何融合剧场与音乐。当然剧场本来就有音乐性，像东方的传统戏剧。但在西方，十八世纪时，剧场和音乐就分家了。我们想重新连结剧场和音乐，和尚．贾克的相遇是很重要的关键，我的很多创作不能没有他。
Q：台湾观众很期待您的新作，有什么话想跟他们说？
A：我很喜欢台湾，迫不及待要和台湾观众见面。上回《浮生若梦》开演前，我们非常担心，毕竟这出戏谈的是欧洲的历史和忧虑，不知道文化背景不同的台湾观众，是否能接收到其中的情感。我印象非常深刻，观众很早就来排队，这已经让我们很感动。演出时，观众竟然和我们在同样的地方流泪欢笑。这真是永远难忘的回忆。能再和这些观众相见，我感到高兴，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