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底的某日上午,陈武康和周书毅,两人穿著「打歌服」,在两厅院记者会前,在太阳花盛开的季节里,在南海路的星巴克见面。初闻「1+1」演出讯息,看到这两张脸摆在一起,直觉根本就是「票房保证」,这可是当今台湾舞蹈界两大金童啊!
我们算是旧识,四年前和武康合作骉舞剧场的《我》,正式踏入舞星行列(咦),和舞蹈结下不解之缘;虽未和书毅正式合作过,但总和他有种契合,多方涉略的他,常与我彼此交换领域的见解和心得。这场访谈,与其说是工作,倒不如说是逮到一个好机会,让我们三人在百忙之中,得以偷闲来叙旧闲聊。
1+1双舞作《装死》+《看得见的城市,看不见的人》
5/10 19:30 5/11 14:30
台北 国家戏剧院
INFO 02-33939888
蔡柏璋(以下简称蔡):谈谈当初怎么开始「1+1」这个提案的?
陈武康(以下简称陈):是我毛遂自荐的,但是两厅院看不起我(瞪),就说要再找一个人。我一开始想不到什么团,我只说我不要跟8213(笑),后来就说要不要问问周先生。
蔡:所以「周先生」卖得完就对了?
周书毅(以下简称周):没有!是要「一起」才卖得完!
蔡:你们上一次合作是二○一一年的「继承者」,谈谈当时状况?
周:那时我是一个傀儡。
陈:一个很爱生气的傀儡。不想这样,不想那样。
周:有吗?
陈:有啊,给你个什么,你就在那边圈圈叉叉……(笑)
蔡:到底当初周先生创团是因为和骉有创作理念上的不同吗?还是有闹得不愉快之类的?
周:就是一个契机,一个时间点。
陈:跟方向没有关系。他本来就是一个比较独立的小朋友。那个时候舞团的行政也没有强到可以同时制作每一个人的想法,不像我和威嘉常待在舞团里面,比较主导,所以有时候我们丢出来的人选,不见得吸引他,比如说我们丢你来做《我》的时候,他就说他不想要参加。(挑拨)
周:明明就是我推荐的!
蔡:(生气)我会把这些都写下来!
陈:他当时对于自己的身体,对独立工作比较有兴趣,又获得曼菲老师基金会支持,就做了《从身体出发》,然后就上瘾了。加上他又一直进行《1875》,有一群人嗷嗷待哺,然后那些人也慢慢地衰老了,所以就来个承诺:「我们结婚吧」,这样。
周:没有那么夸张啦,其实都是长期合作,从学校毕业到现在。
蔡:所以《1875》的人跟骉没有直接关系?
陈:没有,她们都是单身的女性,未婚。(停顿)等一下,你刚刚是不是要问我们有什么不愉快才导致分家?你不用不好意思,可以直问。
蔡:齁,我刚刚不就已经直问了,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怒)
陈:我们没有不愉快啊。这样讲好像说宗龙来友情客串一次,现在他是云门2的艺术总监,这样是不是可以下一个标题:「宗龙的崛起和壮大」之类的?没有这种问题,大家就是一起做。
周:台湾比较少像骉这样的合作模式。有共创,有独立创作。
陈:我们虽然也鼓励创作,但一开始共同创作时,大家年龄比较靠近,思维比较接近,现在差距愈来愈大,像冠详和我们都差十几岁了,鼓励他创作之后,其他人都开始想要做自己的东西。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大家一起炒菜,不是很喜欢编舞。
蔡:这一次《装死》的想法很早就想好?
陈:没有,我没有想好。
蔡:我就知道。
陈:我真的是到提案那一天的早上,都还在想说我只想在台上跑来跑去而已,结果不小心看到孙尚绮的海报《浮动》,文案有很多动词,我就想「少在那边装死」,所以我就想不错,装死。
(沉默)
周:(打圆场)当然有一些比较有深度的想法在里面啦。
陈:我之前就觉得……嗯,好比这一次的社会运动。我一直在想「冷漠」,要是几年前,我一定不会走上街头。除了在脸书按赞,我们对于反核、大埔案等都没有实质参与,让我对自己的冷漠感到恶心。后来,写企划案时,学运爆发,我本来想在家看一看就好,但是心想不行,这是live耶,我正在做这个耶,结果就去了!
周:你有看到冷漠吗?
陈:在家才会感觉冷漠,在现场不会,大家都被点燃了。
周:你觉得社会很冷漠吗?
陈:社会很冷漠啊,多数的人很冷漠。其实也没错,他们凭什么代表全部的人?但会讲出这种话的人就够冷漠了,因为你根本不关心,你不想被烦,不想自己的生活被变动。像我爸也是,他会说:「一定要有人自焚。」我说:「什么东西啊!」
周:才能引起社会关注啊。
陈:我鼓励大家能够走出来。毕竟我们都希望这件事情不会草草了结,让这些冲撞对代议政治、政党等的怀疑有所改变。
蔡:你觉得这一次参与学运的过程,对这次的创作有什么影响吗?
陈:那真的是即兴迸发创意的现场。不管你支持与否,还是只是想观摩,我都觉得现场太值得做一场演出了。我都会记录下来,告诉自己未来一定要做。(对周)你有每天去吗?我听到很多人都遇到你。
周:有空就会去一下吧。(对蔡)我觉得就是一些「看不见的权力问题」吧。其实跟武康的主题有些有同感的地方,只是我们没有那么戏剧化就是了。
蔡:戏剧化是什么意思?比较多台词吗?
陈:希望不要,我才不想跟你们打擂台咧(指蔡)!而且我们早就在说台词了,你都没来看《两男关系》。
蔡:我不在!
陈:你这卖国贼!你一天到晚都想要出去。
蔡:(大言不惭)我一天到晚都想要出去啊!
陈:哈,你后来有找到其他驻村的资料吗?我觉得表演艺术类的很少,但是视觉艺术很多,所以我想要变成视觉艺术家,这是我一辈子的愿望,而且又不用早起暖身。
蔡:这有带著不平的心态吗?
陈:没有。我觉得「想」这件事情是有趣的,你用不同角度去看一件事情,这是视觉艺术家的活动,然后瞎掰出一件……不是瞎掰啦,认真地思考整合出一件事。
蔡:那怎么没有想要和视觉艺术家合作?
陈:因为他们讲话我听不懂啊!上次跟吴牧青合作《Dancing on paper》,虽然很愉快,但他讲话我就听不懂。比如说,我觉得这个灯是否能放别的角度,他会说,当这里有一个影子和电风扇在转的时候,背后的意义是什么,这种手法在五○年代有谁谁谁……
周:就是脉络啊,很好啊。
陈:对对对,但我觉得以当下的角度来看,我在现场,可能对我而言就是太暗了,造成什么安全的考量,所以你不要跟我讲历史,因为我只问了一个单纯的问题,我也希望可以得到单纯的答案。我觉得视觉艺术家很习惯讲这些事情。
周:我反而很习惯论述,因为很早就用这样的方式工作。
陈:我是禅宗的。明心见性。
周:像和豪华朗机工的合作,每次都是很长的过程,那时每周都轮流用上课来做创作的前导,一次就是三小时,比如谈光影到现在的发展,从梳理脉络的过程中思考可以发展什么。或是谈现代音乐,谈自动控制的某一个环节……听起来很技术,因为他们都身兼技术和创作者。
蔡:跟豪华朗机工的合作契机为何?
周:我在学校的时候就认识他们了。因为我很早就开始独立编舞,个人创作要take care很多东西,不小心会愈管愈多,因为训练不健全,所以更想要去碰触那些不熟悉的部分。认识他们之后,我就觉得创作的综合性是一直存在的,非常好玩。
蔡:身为编舞,又要全方位管理的时候,怎么去面对那种「消耗」?以台湾的现况,你们有想望过台湾的创作者可以单纯做创作?
陈:没有。我慢慢地没这个兴趣。从前会以为这是对的,但后来发现不一定。像在美国本来很多都是创作和经营绑在一起。
周:还是有些人可以单纯创作。
陈:除非是被雇用,不然很难。
蔡:如果身为一个领导者,要同时做ABC三件事情,你发现做AB两件事时已经消耗掉你最喜欢的C这件事,你会怎么处理调整这样的状况?
周:去上课,跳个舞。但以经营周先生来说,我给自己三到五年的时间,去尝试我是不是要做,且适合做ABC这三件事,搞不好还会发现其实想做D。绝对有很多的挫败感。你的问题好像我已经很确定我会走个十年,但其实我是边做边摸索,搞不好五年就收了。不是不负责任,而是还在「认识」的阶段,现在还有一年半的时间,我想届时再回溯一个创作者身兼经营,有没有别的可能性。
蔡:你们对于舞团的经营都有一个时间的规划吗?
陈:我没有。
周:我的时间表是跟自己订,我喜欢写东西。
蔡:你们有担心过得罪谁而拿不到补助吗?
周:我觉得有理就还好吧?
陈:还好,因为其实很容易就忘了。
周:在台湾很容易会这样。开始做自己的团,的确会遇到很多评鉴,目前遇到都还好,无论是给方向还是什么都还OK。但我相信从前会有比较偏颇的情况。
陈:我没有很喜欢这种评鉴制度,我觉得就是给我钱然后闭嘴。(汗)
蔡:如果有一天,骉和周先生没有拿到政府补助,是不是……
陈:就下课啦!我觉得没有什么值得去fight。我没有很重的国家观念或民族意识,也没有热血到认为这是政府打压所以要继续抗战。我想就是缘分到了,没有人想看了。
蔡:可是那是给你钱的人不想看了,又不能代表大多数观众。
陈:但他们就是老一票的观众,就是代表那个声音。想要继续创作就继续创作啊,好的作品又不一定发生在剧院。没有拿到也有没拿到的好处。
周:我是会想想看还有什么方法啦。民间补助像在大海捞针。
蔡:你们觉得民间赞助困难在哪?
陈:没有那个风气。大家愿意把钱给比较弱势的团体,但艺文对大部分的人来说,还是一种「享受」。
周:还是有人对于艺文有社会责任,每年都会固定赞助,像朱平老师。
陈:我觉得台湾卡在一半,德国几乎全部是政府补助,美国是政府不管,所以民间赞助风气很盛,基金会又很多,又可以节税,随便一给就是一两百万美金。好比说,他们会打电话给你:「蔡柏,上次看你的作品我很喜欢,我给你一万美金,如果你要把它发展成一个更完整的作品,我给你三万。」而且这种赞助还是不接受申请的,我觉得很帅。
蔡:舞蹈界的评审状况,球员兼裁判的状况严重吗?
周:还好。大部分都是离开业界的学者。
陈:嗯,像是各系所的主任。有些评审平常其实不太看舞。
蔡:接著来聊点轻松的。我很好奇武康结婚前后的工作方式有什么差别?
陈:结婚真的很温馨,但工作方式差很多。以前不会吵的事情现在一定会吵,你知道这种事情以后会吵一辈子,所以就开始对决。(编按:陈武康的妻子是舞者叶名桦)
蔡:工作和私下的界线怎么抓?
陈:回家之后就会sorry啦,我也不是故意的,谁叫妳要跳成这样?哈哈哈!在排练场上就要凶啊。
蔡:你有意识到要公平吗?
陈:没有。你看到什么东西就是什么东西,不好看就是不好看。
蔡:可是她是你老婆,你不是本来就要对她不一样吗?
陈:那妳不要跳了,我对妳很好,我已经让妳跳了。我编给妳跳,我还用尽一生的爱看妳跳舞。不好看的东西就是要拿掉,这跟老婆不老婆没有关系。
周:她会期待一辈子都要跳你的舞吗?
陈:应该不会吧,她会疯掉。其实真的也不能太凶,毕竟是老婆,承受度一定会比较低。
蔡:在编舞的过程中,会像剧场有剧本后,再开始发展吗?可否举例,如果我是你的舞者,你会怎么跟我工作?我很好奇你们的工作方式,比如有些导演习惯第一天要读剧,有些导演可能会先玩游戏……
周:我会有意识地要用不同的方式和舞者工作,因为这些舞者都和我合作很久,我很怕会掉入一种停顿和习惯的模式。这次的主题跟环境和城市有关,比如说都更、核能,比较像透过一些社会事件的讨论,再来做身体的练习。从前会先从身体出发,这一次反而会从讨论开始,有点像剧本,先了解这些发生在你生活周遭的事情,找到身体语言的剧本。这个作品其实六年半前就开始发展,这次重做,我会特别关注这三四年来,台北在快速进步之下,人的速度是什么,我们由此找到一些交集,比如我们找到关键字「拆」跟「建」,所以开始找身体跟「建筑和拆除」之间的关系。
蔡:你呢?这次有花很多时间讨论吗?
陈:没有,我把他们当动物。以前我都是共同创作,这次我还蛮独裁的,我不希望每个人对整体有一个概念和想像,所以他只知道自己在干嘛,只有我知道看起来像什么,《继承者》也有点这样。好比说我有八个演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状态,我希望彼此之间不要因为互相影响,最后变成一样。就像茱丽叶没有必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她只要专心爱罗密欧就好了,不用担心等一下还会有什么群众要出场的琐事。
蔡:可是以戏剧的角度来看,茱丽叶当然知道她最后会死,只是她要把每一次的演出当成第一次。知不知道整个脉络对于一个表演者在台上的重要吗?
周:我觉得需要。
陈:我倒觉得可高可低,有些是即兴段落,有些是固定段落。我希望舞者要像一个饥渴的运动员,不需要太理性。最美好的时候,他连自己是谁都不要知道。当然有第三只眼来关注自己也是一种方式。
周:他们终究还是会慢慢了解。
陈:不知道。他们的身体或许会开始了解一些其他的事情。我不喜欢太多讨论。好比说我在看某些舞蹈作品的时候,如果我会有种(比划身体),就会觉得这是个舞蹈作品,但是如果我会(比划脑部),我就会觉得那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剧场作品。
蔡:我的经验是,如果一个演员现在不知道他在脉络的哪一个点,他们反而会不知道自己怎么调整自己在每一景的速度和力道。
陈:对,但那是故事性的。舞蹈作品对我来说是拆解、抽离、分开,它需要大量的抽象活动,如果想太多,我会卡住,我想舞蹈是可以没有逻辑的。
周:我也这么觉得。不管外在看起来是否有段落性,但舞者在里面时,不能太理性地想接下来要怎么跳。
蔡:聊聊你跟狂想剧场合作《北方意念》的经验?
周:和廖俊凯合作是因为可以从文本开始讨论,而不是单纯找我去跳跳舞。我们从顾尔德的书出发,一起找到几个关注的题目,再去发展文字,我觉得这种合作关系,比较能理解舞蹈怎么发挥。
陈:他的意思是说,他不想像我常去做戏的动作指导。他想要从头开始。
周:嗯,从头开始,甚至舞台场景、文字。本来俊凯有一个编剧,但是后来发现其实用不到编剧。因为编剧很快就写了一个文本,但那是演员要去念的,这样就失去共创一个新的语言的可能。我们想要寻找导演和编舞还有没有新的合作方法,找到文字、身体、舞台、音乐、影像之间新的可能性。如果他找我去帮《北方意念》编舞,我可能会拒绝。我觉得一个剧场应该要有愈来愈多这样的人,打开表演的界限。
蔡:我前阵子和宗龙聊,他也觉得要舞者要开始多尝试舞蹈本身之外的事情。你们和自己的舞者工作的时候,有希望把大家带到舞蹈、戏剧、音乐三者兼具的境界吗?
周:我没有,在跨界作品里跳舞,跟做纯舞蹈作品的思维很不一样。而且要看时机,要看舞者本身对于这样的形式有没有欲望。
陈:对我来说,这些形式都没差。唱歌、跳舞都是一种练习,表演者要把自己的身体当成一个器皿,去承载这些元素。
蔡:你在2010年我们合作《我》的时候说过「不是跨界,是消弭界线」,你怎么看这几年来的改变?
陈:我现在觉得根本就没有界限,我甚至觉得连国界也应该消弭。像我即便支持学运,但是每次讨论到什么中国、共产党之类的我就会觉得很烦,因为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这么壁垒分明。我有朋友说,为什么我们不准人家来我们家,我们自己却可以去别人家?我觉得这不是中国的问题而已,这是全球化的问题。我觉得政府是一个虚的概念,究竟敌人是什么?又在哪里?像威嘉的一个学生说:「老师,我是第一批攻进立法院的人,如果我们不守护,中国人来我们就没有工作了。」威嘉说:「你跳得这么烂,谁来你都不会有工作的。」
蔡:最后一个问题。现阶段创作,你们会有使命感吗?对自己的团,对舞蹈界,或对大环境?
陈:曾经有,创团的时候有,但是后来没了。曾经历撞墙抱怨期,但我的老师Eliot(Eliot Feld,美国Ballet Tech舞蹈机构创办人)跟我说:「你要记得,你现在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你自愿的,要是你不做了,说实在,没有人会在乎的,所以闭嘴吧。」因此当我不做了,多我没多,少我没少。所以我现在做的就是我很喜欢,很甘愿的事。
周:我觉得还是有使命感,例如「下一个舞蹈计划」,是做一个团的某种社会责任,虽然不知道会持续到什么时候。以前跳舞时,表演本身就是使命感,在不同阶段,使命感会改变,也不是更大或更小。创作本身比较单纯,但是策展或者是制作,会去想更多沟通面向,责任感出来了,因为不单只是宣传而已,会很贪心想要多打开一些可能性,若发现没有能力,就再关起来一点,然后,明年再打开一点。
时间:三月廿六日
地点:台北南海路星巴克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