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世代与崩世界 |
《摆烂》中,演员演出冰桶挑战,像神经病一样没有理由地笑,像渐冻人一样无法克制的颤抖。
《摆烂》中,演员演出冰桶挑战,像神经病一样没有理由地笑,像渐冻人一样无法克制的颤抖。(风格涉 提供)
戏剧

崩世代与崩世界

两位导演似乎都使用了说反话的语言策略,但是反话或反讽,通常表现的是对语言的娴熟,他们尽管机智外露,却是用笑闹表现哭不出来,用流行语汇表达他们对自己的感受词穷。他们说反话,是因为丧失直接沟通的能力。请别误会,这不是缺点,反而证明了他们敏锐地抓住了年轻世代的处境。

两位导演似乎都使用了说反话的语言策略,但是反话或反讽,通常表现的是对语言的娴熟,他们尽管机智外露,却是用笑闹表现哭不出来,用流行语汇表达他们对自己的感受词穷。他们说反话,是因为丧失直接沟通的能力。请别误会,这不是缺点,反而证明了他们敏锐地抓住了年轻世代的处境。

风格涉《摆烂》

9/12~14  台北 松山文创园区Lab实验室

《体育时期》

9/5~6  台北 牯岭街小剧场

李铭宸说好了要《摆烂》,演员却青春飞扬得满场跑;郑智源说是要回顾高中生活的《体育时期》,演员却青春黯淡得老提不起劲。两位八○后导演都在说反话,巧的是,他们还负负得正,用了彼此相反的方法说同一件事:青春是一场费力的表演。

表演是一种惩罚

先说《摆烂》。李铭宸大概精通命名学,一个剧名就把观众两极化,从艺穗节网站上看戏大队的意见来看,不喜欢的人把剧名当把柄抓著,认定这出戏名符其实就是在摆烂。可是李铭宸哪有在摆烂?他简直在摆阵。光看开场,昏暗中的工作人员准备著道具,然后用对讲机确认开演,随即唰的一声拉开黑幕,只见空的空间一片明亮。换句话说,第一个登场的是自然光。正当我们狐疑,冲突尚未发生,何来这么疗伤止痛的净化,演员便一个接一个轮番上阵,摇掰的横著走来挑战冰桶,像神经病一样没有理由地笑,像渐冻人一样无法克制的颤抖。总之,《摆烂》不烂,甚至劈头就让你见识到导演有多么重视节奏的轻重缓急,画面的出奇不意,也正是这个原因,喜欢的人一致称赞他的布局和结构。

麻烦的是,就算李铭宸在形式上真的很会摆,那烂呢?说实话,我本来也看不出到底烂在哪里,幸亏碰到高人指点,反问我:「你高中难道没有被罚跑过操场吗?我们被罚跑操场的时候,不都是这样故意跑得乱七八糟的吗?」原来!所谓《摆烂》,是一种挑衅的姿态,是被骂的时候特别想笑,被罚站的时候身体特别痒,被罚跑操场的时候同学感情特别好,非得打打闹闹证明自己不知羞耻。反映在一个剧场导演身上,也许就是观众愈期待,他愈想耍白烂,就像结尾演员拿著麦克风说笑话,现场愈是等待笑点,他愈要把笑话说乾。这里的重点不是他很敢,而是表演和惩罚很像,都让我们暴露在某种压力之下,使得我们必须耗费极大的力气才能假装不在意。

然而,郑智源的《体育时期》就像长长的叹息,一开始就弥漫著失败的预感。他的假装是装不下去,他的扮演是随时破功,正是如此,不会有人比这群来自高中戏剧社的年轻人更适合站在舞台上,他们素得几乎可以透视到纤维,明明搞笑一流(搞哭也是),你却担心他们朴素的演技出错了就无法挽救,如同年轻的我们明明通过了各项险恶的考试,却还是会梦见自己考试没过一样。于是,开场一句「你的体育成绩被当了!肢障!」就把我们带回随便怎样都会被骂的学生时代,带到一幕又一幕的恶梦:手中拿著乐器却弹不出声音,看别人弹不出声音却假装很好听;大声呐喊别人却听不见,吵到别人却跟他说对不起;全班最讨厌的人,后来成为面试你的人,就这样,你必须在最讨厌的人面前表演讨喜。戏里有好几次,假装不下去的演员终于瘫倒,哭喊这一切到底有什么意义,只见伙伴走来,在耳边悄悄地说:「我们的国家是很棒的国家喔,玩音乐的、玩戏剧的、会画画的、有才华的人,最后都去当老师了!」谁都晓得她在说反话,我听到的意思是,我们的假装终将失败,然后我们会变成老师,假装自己不曾失败。

反话还是词穷?

无论是使尽全力的故作轻松,还是享受假掰的同时焦虑得掰不下去,两出戏的共通之处在于,用丰富的语言表现语言的荒芜,用符号的过剩表达符号的匮乏。例如《摆烂》里的演员一直跑,音乐跟著一直变,从康康舞到小奏鸣曲,从草裙舞到赛马的背景乐,但我们看到的不是演员对音乐做出反应,而是他们的没有反应,仿佛他们在逃离任何音乐所规定的情境,或者,没有任何音乐足以表现这群爱跑不跑、过劳又摆烂的身体。再如演员把癌症比喻成苹果,用带动唱的肢体诉说孤独的病死和火化,最后在黑暗中演练同一套肢体动作,舍弃语言的描述,配上爆裂的声响。我们刚刚还热热闹闹地笑过,此刻才惊觉,那笑声是在压抑爆炸的轰然巨响。

至于《体育时期》,我认为是更激进地用符号表现了对符号的恨。戏里,演员动不动就互道「加油」、「辛苦了」、「不要太自责了」,诡异的是没有什么事情真的需要加油,反倒是被加油的人会自责是否还不够辛苦。想想,这个客制化的消费社会不就是如此吗?到处都是以你为诉求的广告,到处洋溢著体贴的安慰和鼓励,叫你要幸福喔,结果是自我监控的压力无所不在,整天怀疑自己年纪不小了,怎么还得不到确幸。所以,最后演员围成一圈,把草莓放在中央,先用柳丁、木瓜、西瓜等较大颗的水果砸烂草莓,再从背包取出更大颗的排球、篮球、橄榄球砸烂水果,然后一起对著血肉模糊的水果大喊「加油!加油!加油!」这凄厉的呐喊,既是这个社会在广播那股失控的正向能量,又是快被这股能量压扁的我们,在控诉这些用善意包装的暴力,用幸福掩饰的剥削。

有一点必须厘清,两位导演似乎都使用了说反话的语言策略,但是反话或反讽,通常表现的是对语言的娴熟,他们尽管机智外露,却是用笑闹表现哭不出来,用流行语汇表达他们对自己的感受词穷。他们说反话,是因为丧失直接沟通的能力。请别误会,这不是缺点,反而证明了他们敏锐地抓住了年轻世代的处境。举个悲伤的例子:郑捷不就是跟朋友笑笑地说要去干一件大事,然后转身走进捷运站里杀人的吗?如果语言,在他聊天的时候、写网路小说的时候,就足以传达他的痛苦和愤怒,他又怎会积压到疾驰的车厢里爆发呢?

我们都是崩世代

然而,我对李铭宸和郑智源的疑虑,正是他们会不会太自限于年轻世代了?的确,两出戏提到了地沟油、核电厂、都更等社会上的不公不义,可是议题一字排开,却一个都没有深谈,好像整个悲惨世界只是他们的背景,用来衬托年轻族群的无助和脆弱。有个美国乐评人说超脱乐团(Nirvana)是「忧郁的中产阶级白人青年唱给忧郁的中产阶级白人青年听的歌」,对其他阶层没有理解,也就谈不上对社会有什么认识。

青春不是不能谈,而是必须谈出一个更大的、结构性的问题才有意义。看戏的时候我忽然发觉,所谓的崩世代,就业市场崩坏成失业的重分配,不动产崩坏成财团炒房,不正是人民被迫永远无法成为经济独立的成人,崩坏成永远在面试、在找工作、在耗费力气假装没事、这样才能继续加油的年轻人?社会集体停滞在过度劳动的体育时期,我们多么期待崩世代的年轻导演,面向这个崩解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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