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李铭宸说好了要《摆烂》，演员却青春飞扬得满场跑；郑智源说是要回顾高中生活的《体育时期》，演员却青春黯淡得老提不起劲。两位八○后导演都在说反话，巧的是，他们还负负得正，用了彼此相反的方法说同一件事：青春是一场费力的表演。

表演是一种惩罚

先说《摆烂》。李铭宸大概精通命名学，一个剧名就把观众两极化，从艺穗节网站上看戏大队的意见来看，不喜欢的人把剧名当把柄抓著，认定这出戏名符其实就是在摆烂。可是李铭宸哪有在摆烂？他简直在摆阵。光看开场，昏暗中的工作人员准备著道具，然后用对讲机确认开演，随即唰的一声拉开黑幕，只见空的空间一片明亮。换句话说，第一个登场的是自然光。正当我们狐疑，冲突尚未发生，何来这么疗伤止痛的净化，演员便一个接一个轮番上阵，摇掰的横著走来挑战冰桶，像神经病一样没有理由地笑，像渐冻人一样无法克制的颤抖。总之，《摆烂》不烂，甚至劈头就让你见识到导演有多么重视节奏的轻重缓急，画面的出奇不意，也正是这个原因，喜欢的人一致称赞他的布局和结构。

麻烦的是，就算李铭宸在形式上真的很会摆，那烂呢？说实话，我本来也看不出到底烂在哪里，幸亏碰到高人指点，反问我：「你高中难道没有被罚跑过操场吗？我们被罚跑操场的时候，不都是这样故意跑得乱七八糟的吗？」原来！所谓《摆烂》，是一种挑衅的姿态，是被骂的时候特别想笑，被罚站的时候身体特别痒，被罚跑操场的时候同学感情特别好，非得打打闹闹证明自己不知羞耻。反映在一个剧场导演身上，也许就是观众愈期待，他愈想耍白烂，就像结尾演员拿著麦克风说笑话，现场愈是等待笑点，他愈要把笑话说乾。这里的重点不是他很敢，而是表演和惩罚很像，都让我们暴露在某种压力之下，使得我们必须耗费极大的力气才能假装不在意。

然而，郑智源的《体育时期》就像长长的叹息，一开始就弥漫著失败的预感。他的假装是装不下去，他的扮演是随时破功，正是如此，不会有人比这群来自高中戏剧社的年轻人更适合站在舞台上，他们素得几乎可以透视到纤维，明明搞笑一流（搞哭也是），你却担心他们朴素的演技出错了就无法挽救，如同年轻的我们明明通过了各项险恶的考试，却还是会梦见自己考试没过一样。于是，开场一句「你的体育成绩被当了！肢障！」就把我们带回随便怎样都会被骂的学生时代，带到一幕又一幕的恶梦：手中拿著乐器却弹不出声音，看别人弹不出声音却假装很好听；大声呐喊别人却听不见，吵到别人却跟他说对不起；全班最讨厌的人，后来成为面试你的人，就这样，你必须在最讨厌的人面前表演讨喜。戏里有好几次，假装不下去的演员终于瘫倒，哭喊这一切到底有什么意义，只见伙伴走来，在耳边悄悄地说：「我们的国家是很棒的国家喔，玩音乐的、玩戏剧的、会画画的、有才华的人，最后都去当老师了！」谁都晓得她在说反话，我听到的意思是，我们的假装终将失败，然后我们会变成老师，假装自己不曾失败。

反话还是词穷？

无论是使尽全力的故作轻松，还是享受假掰的同时焦虑得掰不下去，两出戏的共通之处在于，用丰富的语言表现语言的荒芜，用符号的过剩表达符号的匮乏。例如《摆烂》里的演员一直跑，音乐跟著一直变，从康康舞到小奏鸣曲，从草裙舞到赛马的背景乐，但我们看到的不是演员对音乐做出反应，而是他们的没有反应，仿佛他们在逃离任何音乐所规定的情境，或者，没有任何音乐足以表现这群爱跑不跑、过劳又摆烂的身体。再如演员把癌症比喻成苹果，用带动唱的肢体诉说孤独的病死和火化，最后在黑暗中演练同一套肢体动作，舍弃语言的描述，配上爆裂的声响。我们刚刚还热热闹闹地笑过，此刻才惊觉，那笑声是在压抑爆炸的轰然巨响。

至于《体育时期》，我认为是更激进地用符号表现了对符号的恨。戏里，演员动不动就互道「加油」、「辛苦了」、「不要太自责了」，诡异的是没有什么事情真的需要加油，反倒是被加油的人会自责是否还不够辛苦。想想，这个客制化的消费社会不就是如此吗？到处都是以你为诉求的广告，到处洋溢著体贴的安慰和鼓励，叫你要幸福喔，结果是自我监控的压力无所不在，整天怀疑自己年纪不小了，怎么还得不到确幸。所以，最后演员围成一圈，把草莓放在中央，先用柳丁、木瓜、西瓜等较大颗的水果砸烂草莓，再从背包取出更大颗的排球、篮球、橄榄球砸烂水果，然后一起对著血肉模糊的水果大喊「加油！加油！加油！」这凄厉的呐喊，既是这个社会在广播那股失控的正向能量，又是快被这股能量压扁的我们，在控诉这些用善意包装的暴力，用幸福掩饰的剥削。

有一点必须厘清，两位导演似乎都使用了说反话的语言策略，但是反话或反讽，通常表现的是对语言的娴熟，他们尽管机智外露，却是用笑闹表现哭不出来，用流行语汇表达他们对自己的感受词穷。他们说反话，是因为丧失直接沟通的能力。请别误会，这不是缺点，反而证明了他们敏锐地抓住了年轻世代的处境。举个悲伤的例子：郑捷不就是跟朋友笑笑地说要去干一件大事，然后转身走进捷运站里杀人的吗？如果语言，在他聊天的时候、写网路小说的时候，就足以传达他的痛苦和愤怒，他又怎会积压到疾驰的车厢里爆发呢？

我们都是崩世代

然而，我对李铭宸和郑智源的疑虑，正是他们会不会太自限于年轻世代了？的确，两出戏提到了地沟油、核电厂、都更等社会上的不公不义，可是议题一字排开，却一个都没有深谈，好像整个悲惨世界只是他们的背景，用来衬托年轻族群的无助和脆弱。有个美国乐评人说超脱乐团（Nirvana）是「忧郁的中产阶级白人青年唱给忧郁的中产阶级白人青年听的歌」，对其他阶层没有理解，也就谈不上对社会有什么认识。

青春不是不能谈，而是必须谈出一个更大的、结构性的问题才有意义。看戏的时候我忽然发觉，所谓的崩世代，就业市场崩坏成失业的重分配，不动产崩坏成财团炒房，不正是人民被迫永远无法成为经济独立的成人，崩坏成永远在面试、在找工作、在耗费力气假装没事、这样才能继续加油的年轻人？社会集体停滞在过度劳动的体育时期，我们多么期待崩世代的年轻导演，面向这个崩解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