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乐界为追求更多艺术可能性，改革的脚步从未停歇；而今年，台湾两大国乐团——台湾国乐团与台北市立国乐团分别在乐器与编制上展开变革，前者以「环保胡琴」统合乐团音色，后者以之前未用到的传统乐器加入编制、改良音准等，对国乐交响化形式来说，颇具指标意义。虽然国乐的西化、交响化是大势所趋，但传统音乐的特色是否会流失？国乐的审美能否发展出多元性？也待我们持续观察。
民族管弦乐团从一九二○年代的上海大同乐会起，到五○年代初由中国音乐大师彭修文的确立成形，无论在华人地区各有不同发展，乐界对乐器的编制、音响、性能等等质疑却从来未曾停歇；历经将近百年的光阴，改革也从未怠慢。然而从台湾的角度，台湾国乐团全面沿用香港中乐团研发的环保胡琴，加上台北市立国乐团从本乐季起实施「乐团编制」与「乐器改革」的计划看来，两大指标性乐团的变革对于交响化的形式来说，可说是多年来最为重大的一次。
台湾国乐团音色统一 北市国异中求同
国乐器一直以来在音量、音色与操控上都有著明显的问题，尤其是靠蟒皮震动的胡琴，遇温度、湿度的剧烈变化随即产生不同反应，增加演奏困难。再者，在环保意识抬头的现在，蟒皮乐器在国际间通关所遇的阻碍，更加深国乐向外推广的困难。因此，在香港中乐团指挥（现任台湾国乐团首席客席指挥）阎惠昌与乐器改革主任阮仕春的努力下，以PET聚脂薄膜取代蟒皮，制造了可分解、不杀生、好操控、稳定度高、又音量大增的环保胡琴系列。依据中国六○到八○年代改革乐器小组所订出的三大原则——保留原来形状、传统音色与演奏方法，这项研究的结果是成功的。
再谈弹拨乐器的编制，阎惠昌指出：「西乐与国乐最大的差别就是国乐有弹拨乐器，不能因为性能改革就让弹拨衰弱。但它的用途不是用来增加音量，而是突显强烈色彩。」例如三弦、琵琶、古筝，三种乐器都是具有独特的语言特性，阮咸的声音则是比较内敛，所以经常做中间声部，不过要如何使用，就看作曲家如何配器了。
北市国的做法则大有不同，他们把原本就存在却少用的乐器找回来，在乐团编制中加进弦乐的「大胡」、弹拨的「高音琵琶」与「高阮」，此外，更启用改良过后的十孔笛供团员依乐曲需要选择，使音准不再被诟病。但为什么这么做？团长钟耀光解释道：「乐团的声音本来就很有问题！现在国乐团比较有力的乐器大多都是高音，所以音乐会总是只听见高音，勉强还有低音，但中间声部却不见了。」
再者，音准向来不准，导致很多人认为国乐不好听。他指出：「西方交响乐器的出发点是『合』，但国乐团有弹拨，本身就是不合。既然这是国乐的特点，任何一样乐器就无可取代。」为此他保留每种乐器的特性，想办法「补」足声部的不平衡、保留韵味，并让它在合理的逻辑中「异中求同」。而为了实验声响效果，钟耀光更以「室内乐」为基准，订定弦乐五重奏与弹拨六重奏形式，让小型组合成为作曲家创作的新型态，也传递一个维持国乐器特色的讯息。
西化是必然 但也必然不完全西化
事实上中、低音域缺乏的现象，阎惠昌也有所对应，他利用环保胡琴加重这两个声区，更模仿西洋管弦团提高弦乐的地位，增加弦乐人数。在某些曲目中，为了声音更融合，也常将弹拨乐器全部改以小、中、大阮呈现。此举降低了弦乐与弹拨个性、达到和谐的目的。但问题来了，环保胡琴的音色统一、声部均衡的思维、甚至国乐重奏的创举，所有的改革都朝向一个方向，那就是——西化。
对此，阎惠昌认为：「大型国乐团的形式是基因重组的形式，所以改革是必须、自然、且无可抗拒的。在人类发展过程中，任何工具不管是生活或艺术，都是不断提升，跟西不西化无关。」钟耀光更直言：「国乐团本来就是拷贝西方，我们的审美不是崇洋，而是今天国乐团的编制就是要我们走这条路。这么多年来，国乐作曲家写给国乐的作品，哪一首不是按照西方的配器、和声来写？我很真诚地说，我心里有声音，我很知道国乐团『好的声音』是什么样貌，因此做每一个尝试，都是希望将心里的声音提炼出来。」
的确，两位乐团领导者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指挥家、作曲家，面对推陈出新的国乐曲目、不满意耳里所听到的声响，才会希望借由改革来追求理想。观察这个现象，音乐学者樊慰慈肯定地说：「国乐交响化、西化是历史必然的结果。」
什么是国乐的根本？ 期待「多元」美学
那么，借用西方训练方式、技术与观念后，我们的国乐还剩下什么？如果我们没有什么是洋人可以学习的，那国乐团凭什么存在？钟耀光明确地回答：「『音色』是唯一可以令人惊艳的媒介。正是因为这些具有个性的乐器能发出特别的音色，才使得音乐特别。」然而，不要认为乐器改变之后，乐器的声音一定会变好，让观众听到舒服的声音仍是指挥与团员的责任。指挥有没有概念、团员耳朵有没有改变，「人」还是最主要的重点。
同样提到「人」，阎惠昌认为国乐未来的发展出路，取决于作曲家与指挥家。作曲家决定剧本，指挥家则决定艺术走向，但最重要的就是两者都必须要对中国传统音乐与文化有深厚的修养。倘若作曲家没有原创性、并且将国乐当作西洋乐器平行转换，则可能将国乐团贬成为三流西洋乐团。同样的，指挥若不曾下功夫了解中国文人所代表的文武曲、戏曲、民间音乐等，就会显得洋腔洋调。
要检视乐器改革，樊慰慈认为并没有熟好熟坏的问题。当初以交响乐团为对象塑造了国乐团，所以现在的改革是「果」而不是「因」，如果对「果」不认同，要批判的不是改不改革的问题，而是乐曲写作的方向。然而，他也抛出一个议题，那就是「整个国乐的审美在哪里？如果角度放得更大，难道音乐的审美，就只有一个点吗？」
改变不该服膺於单一模式，而是可以有数个美学观点并存。例如西方一九七、八○年代浪漫派大型管弦乐团主流下，也出现了复古音乐风潮，复制文艺复兴、巴洛克时候的乐器、编制，提出了一种不同的音乐审美，更让观众拥有多元的选择。至于结果好不好，就留给市场机制去竞争淘汰了。改革总有支持与反对，但只要为艺术坚持信念、实现理想，那么，我们不是都该乐观其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