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我只会排戏，不会教。」因为剧场友人周家帆的告别式，林文尹与昔日临界点剧象录的伙伴，温吉兴、张吉米等重新搭上线，相约再见面。有一天温吉兴找他到「小剧场学校」看看上课情形，问他，你要不要来带？

温吉兴也是那个把他带进临界点的人。当时他读珠海高商，温吉兴担任话剧社指导老师，排练公演时温吉兴不断教戏，林文尹觉得他好厉害。但从小热爱画漫画的文尹，那时做的还不是剧场的梦，他只是想，说不定进剧场对他想要从事广告设计有帮助，可学会分镜什么的，后来证明这是美丽的错觉，但剧场也就此成了他做得比较快乐的地方。

曾经浮沉疏离  仍然返回剧场

快乐，是用感到不快乐换来的。二○○三年文尹做完《白水》华山版本，他报考东华大学研究所，同时处理临界点隔年制作《勇气妈妈和他的孩子们》，在学校审核与官方文化机构的补助流程中浮沉。在那之前接连好几年，田启元过世后的临界点与他们的剧场「白水艺文空间」，从「想把哀伤气氛弄掉」的温吉兴开始，加上雷若豪、秦嘉嫄、林宏泰和他共五个人，一个月做一出戏，用演出、研习，填满原本沉寂的、无人进出的剧场，几年下来涌入了几十位创作者，「志同道合」这个剧展名字，吊诡地反映了那时变得异常热闹的临界点。

「的确，那时好多人在做戏。我们这些创作者，就是剧展、做戏、剧展、做戏，可是回想起来，就是不断练习创作，没有什么东西出来。我最后一个戏就是在华山的《白水》，对我来说那是一个非常棒的组合，可是我感到怎么做还是只能到这样子，陷在某种格局里又无法挣脱，再做也做不出什么名堂，在剧场我没有前进，整个人空掉。」

考上之后就去东华，没过就做完《勇气妈妈》，或卖肉粽，是当时林文尹的三个选项。结果他上了第一志愿，一去就是八年。八年期间，他一度休学回台北工作赚钱，干过保全、电视台棚内摄影记者，做得不顺也都待得不久。他说：「有一个下雨天，我在101穿著黑衣外套站哨，看著高级车来来去去，站著大哭。」直到有位在绿党工作的学妹找他去导一支形象广告，工作结束之后，他发现在那个场合感觉自在。接著，研究所生活告一段落后，林文尹与大学同学林圣加常聚在一起，他们都自我疑惑，到底我们还要不要做剧场？讲著讲著两人竟商议要去台中卖鸡排，突然有一天两个人又说，我们再组团做戏吧。未立案的「人舞界剧团」就这么诞生。他们虽然知道就算在艺穗节演出还是会赔，不过就是要做。那一次创团作《恶露》的支出，便由林圣加掏钱支撑。

从教学到作戏  满足探索表演的欲望

「有时心情很不好很不想去上班，可是跟他们上完课会觉得这世界多美好。」四年前开始，林文尹在宜兰的国中教表演艺术，对他来说，这不是一件消耗能量的事，有时会很惊讶国中生所做出来的东西。他的观念是让学生有人文的学习，透过分组排练学习人跟人的相处，让一年级学专注，二年级学舞台，也让他们写剧本，这一写才发现现在都是影视思考，三秒钟就换下一场，他花上许多时间解释这些事。「我想培养的，是一个好观众。」林文尹说。

人跟人的相处，也是林文尹认为做剧场重要的事。他自陈或因以前临界点的工作方式，大家都是在实作中讨论、修正，导演给什么指令就想办法做到，或者在那个时代（其实不过十年之差），演员总把「做」先于「问」，会去消化导演给出的不确定。相较而言，现在的演员需要导演提供更多资讯，在脑袋里更确定一点什么再去试，这样的转变促使不喜欢解释太多的他慢慢调整工作方式，让演员更清楚捕捉到他想达成的。他的新作《惹内的女仆和她们的排练场》，起于两年前温吉兴在小剧场学校开设《女仆》班，每周日用这本子与学员练习，他是后来去代课，再进一步延伸为这一次的展演。林文尹切割文本然后重组，企图从惹内讲了很多的「扮演」再往前推进。听来，骨子里还是充满对于探索「表演」本身的欲望。

从《恶露》展示身躯与意识狠狠纠缠，改编自《钟楼怪人》的《昆西莫多》在神圣与现世之间索引人性的残破，再到这一次《惹内的女仆和她们的排练场》，我仿佛读到一种「身体的恶」正被林文尹用他温厚的双手，一道一道地端上舞台。此恶非邪恶，而更像是身体与生命的无形恶所，精神意志遭受驱逐之处。然后，林文尹说起一件往事：

「我妈我在很小的时候就不知道跑哪里去，后来再见面她已经改嫁。我父亲原本是会计师，因为胃疾，三、四十岁之间一直在病痛中过活。我国二时休学去餐厅工作，我爸发病住进医院，我陪他住了一个月。以前我爸教育蛮严格，住院时却看到他神志恍惚，大便失禁，性器官露出来在你面前。人的尊严到底是什么？可能我就一直在做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