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大学就读国立中山大学剧场艺术学系，研究所毕业于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剧场艺术创作研究所表演组，然后在研究所阶段与同学创立剧团，持续创作超过10年。近期成立公司，并参与不同剧场类型、剧团的演出。这是「嚎哮排演」团长黄建豪的剧场履历。

很顺畅，且理所当然。

这么说的时候，略显慵懒姿态的黄建豪放下手上正在吃蛋饼的筷子，摇摇手，「才没有，我研究所念了7年。」每次休学时都觉得自己应该不会念完了，「我都在说服自己，那张纸根本不重要。人家会做的梦是那种『醒来觉得自己还在当兵』的梦，我做的是『醒来发现我没有拿到毕业证书』的梦。」话锋一转，他感谢起徐亚湘老师。一直毕不了业，其实是卡在黄建豪过于脆弱的戏剧理论，没办法通过必修课程，直到徐亚湘老师开设的台湾戏剧相关研究专题，让他意外发现亲戚曾制作台语广播剧，于是到国家图书馆翻找报章杂志，做成报告。「其实不大像报告，更像精美的寻宝故事。」或许看到黄建豪的认真，徐亚湘老师让他过了关。

履历上的洋洋洒洒，似乎不那么理所当然地成功与顺利。

嚎哮排演——既成功，也最差

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在学校，但毕业后的黄建豪直到现在，最深刻的呐喊是「学校根本没教你怎么做团！」

关于黄建豪与萧东意共同创立「嚎哮排演」的故事，大概已经写进台湾剧场史了（夸饰）。简而言之，大概就是两个从外校考入北艺大的研究生，找不到伙伴做演出，于是在硕二排演课时临时组团，参演2011年的台北艺穗节。至于团名，就是取用黄建豪的「豪」与萧东意的「萧」，然后是排演课的「排演」。

多年后，黄建豪还记得当时的《哑侍．改 Dumb Waiter》，由于台北艺穗节的「艺穗看心心」制度，还留下评论。接著是隔年的《Dumb Burger》在北艺大后山的汉堡店「汉堡祥」，还有陆爱玲老师邀请的「方舟艺术节」里演出，似乎让大家渐渐看到这个团队，还有总自称是「福寿螺」的黄建豪他们。

「我觉得真的很难得，可能我们都是中部的孩子吗？在喜欢的东西或笑点上有非常大的交集，甚至很多在做即兴的时候，我会讲出他想讲的东西，或是他会讲出我也想讲的东西。」黄建豪笑著说：「听起来确实很恶心，但这样子的默契在场上发生，很奇妙。」很像带了点哏的段子，却真切无比。

早期的嚎哮排演很「即兴」，团名即兴，作品即兴，而黄建豪也笑说，嚎哮排演能经营到现在，或许是前期都非常佛系。「我们到现在整理起来的心得是，团要做得久，就不能赔钱做，因为赔钱的话，很快就会死。」但他也明白，早期不赔钱，也来自系上学弟妹与朋友常免费帮忙，或用一餐庆功宴解决；直到2014年做《即刻相亲—逆袭的亡灵》，为了场地申请的优惠，才正式立案团队，而2018年的《太空救援：果头计划》则是第一次拿到艺文补助。这条剧团营运的轴线，拉得缓了些，似乎就能长了点。

不过，黄建豪也说，当年一起免费做戏的朋友，很多在国外有很好的发展，像是在好莱坞做特效师，「发展最差的就是我跟东意，还留在这边。」他放声大笑。

戏剧系——既靠近，也疏离

其实，在嚎哮排演之前的黄建豪，一路就读戏剧系，却对剧场充满未知。

高中时曾因相对活泼的个性，被推去演英文话剧比赛，他还记得那出戏叫《美女与蜘蛛人》，而他演的蜘蛛人也才7句台词，竟拿到当届的最佳男主角，「我只记得演得很开心。」这件事情是否被烙印进身体，还不得而知，但倒是让高中导师记住，建议他将中山剧艺系放进大学推甄名单。本来是爸妈不支持的选项，不过因为同时要面试国立中正大学政治学系，就顺路前往，却因黄建豪相对放松的心态，最后录取，而爸妈也决定让他去试试看。

「进大学之前，我连屏风跟表坊不是同一个剧团都不大清楚。」这样的黄建豪，在入学头一年都还很迷惘，「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在学什么。尤其是那种真的很喜欢艺文、或艺术的人的气息会很不一样，然后我就带著一种……我觉得自己比较属于理工科系的人，好像跟『山上的人』（注）不大一样。」

大二时，当时还在中山大学任教的导演吕柏伸，带了几位学生参与台南人剧团演出，其中包含了后来成为台南人剧团代表作的《K24》——黄建豪就是他当时拉拔的几朵「奇花异草」之一。他笑说：「还真不知道柏伸为什么选我，可能我真的能力比较好，可能我真的有某些地方做对了，其实我是很爱跟他唱反调的学生。」突如其来，黄建豪也为当时不成熟的行为向他道歉。

实际演出过程中，黄建豪逐渐从蔡柏璋、王宏元、张家祯等人身上感受到剧场。「前辈的经验很重要，因为会很快在实战中吸收，所以回到学校后，好像真的有一点比其他同学更好的状态。」他这么说。

大学的4年都陆续参与演出，其实黄建豪并没多想，「感觉很像玩了4年社团。」让他表演能力快速累积，却也奠下理论基础不佳的病根。后来，为了验证自己，他报考北艺大，才又接续了创团，还有差点读不完的7年。

初入大学那种莫名的疏离感，下一次出现的时候，就在嚎哮排演创团之前的这段北艺大生涯——黄建豪只去上了肢体相关课程，其他时间都躲在宿舍打电动。

黄建豪——既团队，也自我

《别叫我成功：艺术界归来的儿子》投射的，是这批在上下舞台过程里，反复怀疑自身的剧场工作者。

不过，这个获得台中国家歌剧院支持、得以孵育4年才首演，然后于第5年接受「绿光创艺」的投资，再以两周档期在台北表演艺中心演出的音乐剧，是嚎哮排演与黄建豪创作生涯的重要断点，但同时也是命运持续将他们拉回剧场的轨道上。

黄建豪说：「《别叫我成功》也真是疫情之下的一个奇迹。」因为台中国家歌剧院的孵育计划，让他们能异想天开，花这么长时间发展一部作品——而他们也明白，面对嚎哮排演过去并不熟悉的音乐剧，确实有这个需求。所以，他们很奢侈地拉著作曲家张清彦和编剧王健任，让剧本和歌一起「长出来」。

说起嚎哮排演，黄建豪总不经意细数所有过程和转折，其中夹杂了他无比地投入，却又想抽离一点的心情。

早期有一搭没一搭的创作，与萧东意之间仍有的意见不合，在王健任加入后，开始找到全新平衡；还有10周年时，决定豪气来个总共16场的「三戏联演」，却立即面对疫情破坏，看著无法控制的座位数与票房起伏，也曾开玩笑说过：「如果10周年真的做垮了，就不要做了。」后来没有垮，还在疫情中逆势而起，包含萧东意爆红的影片「匿名者」。

「限制创造艺术，我们很明确知道自己的限制在哪里，我们就是尽情在这个框架里去玩。」疫情后的嚎哮排演，商业演出、委托制作、创作开发愈来愈多，像是与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合作的《春风得意楼》，就是一个命题作文下激发创意的案例。

在嚎哮排演以外的黄建豪，他讲得很少。

「匿名者」影片推出后，萧东意的演出邀约在疫情后风生水起。「东意那时候接很多戏的时候，我当下还是会心理不平衡。我比较差吗？」黄建豪其实是笑著说：「后来想一想，我好像也没有那么喜欢接（其他剧团的）戏。可能是我讨厌竞争，而在演别人的戏时，我就觉得哪里不对劲，哪里不自在。」很多案子来找过他，他总不强求。

「我总觉得要做，为什么不自己做。」黄建豪也笑说，可能自己就是喜欢躲在嚎哮排演这个舒适圈里头，「在嚎哮的状态下做事，我比较舒服。可能是天生反骨。」他犹豫了一下，「这也不是反骨，好像有一点画地自限吧！」自嘲的黄建豪，笑得比谁都开心。

哀嚎著经营团队很难，也不一定会成功，但在嚎哮排演里头的黄建豪，似乎才能持续「嘐潲」（hau-siâu）下去。

注：中山大学的文学院位于校区里的高处，故称之为「山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