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近年来在欧陆受到瞩目、邀约不断的编舞家侯非胥．谢克特（Hofesh Shechter），继二○一二年首度率团来台演出《政治妈妈》后，睽违四年又再度访台，演出二○一三年的作品SUN，借由狼群与羊群的隐喻，表达对于殖民主义的反思，及既有政治秩序的批判。如此对社会、权力的觉察，也屡屡可在作品中看到。不但作品多产，谢克特也呈现了他的多才多艺——与皇家歌剧院、视觉艺术家一起工作，亦曾担任布莱顿艺术节的客座艺术总监，如此丰沛的创作能量，也让人格外好奇。

Q：距离SUN首演已有三年之久，这次演出这个作品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A：从首演以来变了很多，这次到台北，我们把当中观众听到的口白改成中文，并且请张建明（团里的台湾舞者）重新录音。为了聚焦作品中想要传达的讯息、能量、和连贯性，它的结构也做了不少改变。即便结构有所更动，作品的核心是不变的。

Q：在作品中，你使用许多口白，不只在SUN，在《野蛮人》Barbarians（2015）中也是如此，你如何搜集这些文字和录音？

A：在创作的过程中我当然会想很多、写很多，有时候我觉得让观众感受这些话语在四周漂浮著很有趣。有时这些文字跟舞台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相互呼应，有时则故意让让观众听到的跟看到的不同，让不同感知造成混淆，脑袋转不过来。我喜欢这样，我乐于让脑袋浑沌，试著去了解什么是真实？如果我们扰乱感知，就不知道何谓真实。我们之所以会「知道」，是因为思考、说法的方式。我喜欢把文字放在作品中。另外，舞蹈是非常抽象的，文字有时也提供一种重力（gravitating），这都是我喜欢放进文字的原因。不过主要还是看整体的感觉，我喜欢困惑，也喜欢让原本帮助理解的文字造成困惑。我会写下这些话，用录音设备来录这些音乐与口白。

Q：你的作品中用了许多齐舞（Unison），这样的选择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A：我的作品中常从社会性的角度出发，社会上的权力与压迫，尤其当中明显的族群、从众……这些是很显而易见的，齐舞帮助我讲故事，传达身在这强大社会中的感觉。说故事时，这「群体的吸引力」相当重要，与我们如何变成现在这样有关。尤其人们怎么会上战场、相互杀戮……却也建造美丽的地方和艺术，全都跟我们的社会生活有关。我认为单纯地一起动、跳舞是具有力量又动人的，这对我的叙事有帮助。

Q：你也曾跟不少艺术家一同工作，可否谈谈你跟安东尼．葛姆雷（Antony Gormley）共同创作《幸存者》Survivor的经验？

A：葛姆雷真的很棒，我很少跟人协作（collaborate），我为不少舞团编过作品，但那并不算协作，因此跟葛姆雷一起做事非常愉快，他很能放手让我发挥。虽然觉得有点害羞，他真的是一位很厉害的艺术家，能跟他一起做梦、发想是很大的荣幸。最后合作的作品完全超乎我预期，也从中学习很多。通常我不怎么与人协作，多半时候我是个控制狂。

其实《幸存者》并没有要讲故事的意思，它的发展也不是线型的。它比较像是个关于声音、动作和灯光的实验。某程度上来说它很简单，我觉得我们也打破了既有的艺术形式，它不完全是个舞作、也不尽然是场音乐会，至于它是什么？我不知道；不过它让我们可以玩、可以实验，对我来说，这经验无价。若不是这样，我可能只是继续过我的日子，而能试试别的东西是好的。

Q：你喜欢挑战界限吗？

A：我很享受它！你知道，我可以继续做那些我知道自己做得很好的事情，不过我想很快地我就觉得无聊了，我的观众也会。我认为继续实验、打破界线很重要。这无关对错，就像人生。当你进入排练室，没人知道作品最后会很棒，你只能继续试、犯错、试那些你没做过的事情。它可能很赞，也可能很糟糕，你必须冒险，这是拓展艺术的唯一方式。这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很容易无聊。

Q：你很容易觉得无聊？

A：对我自己，以及很多人。（笑）

Q：那你享受独处吗？还是比较喜欢有人陪伴？

A：都有。我绝对需要独处，不然会发疯。我独自一人时比较能够聚精会神，但这样有时会变得沉重，也会卡住，所以也需要有人来维持生活的步调，所以两者我都需要。

Q：请聊聊你所参与皇家歌剧院的《奥菲欧与尤莉蒂丝》这个歌剧作品。

A：我很享受这计划，而我身为导演之一能掌握得更多，也与我们舞团的舞者共同参与，尤其很高兴能成为这么大的制作、绝佳设计中的其中一员，为此我们也计划很久，进了排练室就能马上全速前进。尤其音乐是我所不熟悉的，这很有意思。这也是我少数的协作之一，很稀奇。尽管个性不同，我与另一位导演John Fulljames的合作很愉快。我实在太爱指挥John Eliot Gardiner了，我必须要说，他是个有话直说、意志坚强的人，跟我很合，一直以来我非常喜爱他的作品。我有很多CD，有天我忽然想：「谁是我最喜欢的音乐家？」结果发现CD中最多的是巴赫，我很惊讶，我有很多摇滚乐，我以为会是它。而当中过半数都是由John Eliot Gardiner指挥的，他对我来说就像神一样。当我到皇家歌剧院开会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对了，指挥是John Eliot Gardiner。」我心想：「哇！真不敢相信！」廿年前我怎么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跟他合作。

Q：过去一年你相当忙碌，还成立了Hofesh Junior子团计划，可否谈谈你对这个计划的构想？

A：我想要成立子团很久了，其实我也是经由这样的模式开始跳舞，对我而言深具意义，也深知这很重要。多半时候舞者很难直接从学校跨到职业生涯，而子团的目的在于连结这两者。当舞者从学校毕业，已经准备好加入专业制作，他们需要机会。另一方面是我一直很想再做我之前的学徒计划，每年收一至两位，但应征者总是多出好几倍，把他们送回丛林去总让我很难过，因此让我想成立一个子团。同时，这也为我的舞团培养舞者。因为经常旅行，对我来说愈来愈难遇见年轻人、跟他们工作。而有一个子团能够有机会让年轻舞者发展、熟悉我的风格，这对大家来说是个双赢。虽然在安排上有很多挑战，需要的经费也很庞大，其实跟成立另一个舞团没两样；子团后来还到欧洲巡演、在歌剧中演出。如果条件允许，我希望二○一九年可以再做一次，使它延续下去。

Q：有些写作者会有写不出来的撞墙期，身为编舞家，你有过类似的情况吗？

A：某些时刻……有的。并非总是有进了排练室，然后作品就发展得非常好的状况；某些日子我从排练室回家，会想：「喔天哪，我希望明天状况会更好。」这些都有。我关心的是身体、心灵、精神，有时可能作品数个月都没什么特别发展，却或许在跟舞者连结之后，产生有趣的想法，只是需要坚持下去。我相信坚持，你试得愈多，就会有愈多东西跑出来。一小时、一天、一年……没有一定，我并不期待自己总是很有创造力，但我认为坚持很重要，它也会让我抱著希望继续尝试。

Q：你的舞团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舞者，身为编舞家，对于可能想加入的舞者，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A：我会说重要的是多才多艺、富变化性，必须确保自己不是只会一件事，你也许对某个技巧很擅长，但最终编舞家会很希望你有全面性的发展，为自己、观众带来丰富的经验。你也许很擅长一件事，也需要会其他的。比如说会演戏、会表达情绪；我认为富变化性是表演者最宝贵的资产。作为编舞家，我相信舞者忠于自我（integrity）很重要，对我来说是这是作品的力量，最终，你看著舞者呈现作品，与其他人、他们的情绪相连结。如果舞者无法对面对自己的情绪，什么都不会发生。舞者必须知道什么是真实的，感知什么是真的，就像好演员必须反映真实、与之连结，对我来说这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