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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沁鑫2017开年大戏《聆听弘一》。(翻摄自宣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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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话剧一百一十周年庆 突显国有院团抢食民间市场

今年适逢中国话剧发展一百一十周年,国家话剧院以导演田沁鑫的新作《聆听弘一》揭开周年庆序幕。因此节庆也启动了中国各地国有剧团的活力,推出多档制作,但剧目在主题、内容及制作上乏善可陈,只能以以量取胜压境的态势现身。这也突显了国有剧团虽号称转企改制但仍不脱为党国服务的状态,而挟丰沛国家资源的国有院团制作,也相当程度地排挤了民间团队的市场与生存空间。

今年适逢中国话剧发展一百一十周年,国家话剧院以导演田沁鑫的新作《聆听弘一》揭开周年庆序幕。因此节庆也启动了中国各地国有剧团的活力,推出多档制作,但剧目在主题、内容及制作上乏善可陈,只能以以量取胜压境的态势现身。这也突显了国有剧团虽号称转企改制但仍不脱为党国服务的状态,而挟丰沛国家资源的国有院团制作,也相当程度地排挤了民间团队的市场与生存空间。

开年的一月四日,雾霾浓重的北京,国家话剧院导演田沁鑫的新作《聆听弘一》在保利剧院首演,作为庆祝中国话剧发展一百一十周年这一整年的话剧盛演年(至少在北京)的开幕大戏。估计全年至少有一百部话剧将以庆祝或纪念这个日子的名义在北京演出。中国话剧的传统始于一九○七年(清光绪卅三年),以春柳社的活动为标志,这是一个中国留日学生成立于东京以戏剧为主的综合性艺术团体,创始人为李叔同。《聆听弘一》在形式上颇为特殊,它以虚构的广播剧为主线,采用「戏中戏中戏」的手法,叙述了红尘中的李叔同与出家之后的弘一法师的一生。但可惜了这出在形式上颇令人耳目一新的原创剧目,导演对于弘一的解读显得生疏与肤浅,而对于宗教的理解则令人坐立难安,无所悸动,遑论参透。

国有剧团庆周年  以量取胜

因为话剧周年庆,撬动了中国各地国有剧团的活力。由国家话剧院领头主办的第三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邀请了卅一部大陆各地话剧院团的原创剧目(廿部大型剧目及十一部小剧场剧目),从三月到六月在北京连演近一百场,其中包括颇受欢迎的《北京法源寺》(李敖编剧,田沁鑫执导);北京人艺也公布了为庆祝话剧一百一十周年和建院六十五周年所安排的十五部剧目一百七十四场的演出;下半年尚未公布的演出系列还有不少,在北京至少会有中国话剧协会和国家艺术基金主导的两个话剧演出系列。除了北京人艺安排的剧目有可能一如既往叫好叫座之外,周年庆剧目在主题、内容及制作上乏善可陈,只能以以量取胜压境的态势现身,在看戏圈的评价不高是可以预见的。

话剧,尤其是线性叙事说故事的传统话剧,依然是中国国有剧团的主要创作形式,和一般市场上多样的舞台剧作品不是一回事。国有院团有自己独立的生态:政治任务型的创作、演出,加上评奖。虽然有最专业的创作及演出人才,但受限于体制,只能为党国服务,没有个人的声音。因此在平时,他们与民间剧团的关系是井水不犯河水的。但因为这种周年庆,国有话剧团体挟著国家艺术基金的丰沛资源,井水泛滥地侵蚀了民间剧团的活动空间,优质场馆大量的档期被占据,同时这些周年庆剧目以惠民的名目大幅降低票价,对民间剧团生存空间的挤压可想而知,也因此,二○一七年在北京想看到令人惊艳的原创剧目基本上机会不大了。

为党国服务  转企改制彻底失败

因为周年庆而突显的另一个问题是,国有院团转企改制政策的彻底失败。原因有二,一是二○一二年宣告国有院团转企改制工作大功告成时,事实上只有在精神上及体制形式上做到了改制,实际的运营仍然无法贯彻,因为要作为没有营利压力的事业单位一下子转为面对市场的企业单位,观念的转换、营运的手段及人才都是问题,失败早在意料之中;二是,此一时彼一时,政治氛围的转趋保守,使得国有院团作为党国的文化宣传工具效益依然明显,因此国有院团在体制上虽然保持著企业单位的形式,但在精神及实际的营运上又被收编回来了。这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国家艺术基金,估计至少每年80%以上的基金回注到了国有院团。

自有国家艺术基金之后,这几年国有院团抢食民间市场的情况时有所见,因为民间剧团的资质在本质上就很难与国有院团相比,公部门的资源难取得,得力于民间剧团自有生存之道,一般情况面对国有院团尚可相安无事,但遇到这种国家层级的话剧周年庆,市场的状况也只能用诡异二字来形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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