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钟乔的剧场作品往往具有想像革命的意涵，《范天寒》则是在后革命氛围，一方面调度差事惯常戏剧元素（历史事件与人物、反抗意涵、大合唱等），一方面衡量创作者自身、演员群与主事团体、戏剧主题之间距离，进行更向演员开放的排练方法，以含纳先于排除的创作意识回应差事及舞台上涉及的这些历史、这些表演的人，从而再结构。
差事剧团《范天寒和他的弟兄们》
10/19～21 台北市客家音乐戏剧中心2楼剧场
廿余年来，无论人们喜不喜欢差事剧团的戏，都很难否认差事于时局变化之中，逐渐建构起以批判性历史思维、拾取受压迫民众史的文学戏剧体裁的戏剧进路，可当团长钟乔把《范天寒与他的弟兄们》交到光谱迥然不同，与他年纪差了有两轮的王玮廉手上，又是怎么回事？是后继无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还是善意的图谋不轨、放下意识形态的开放？反过来说，小了两轮的导演怎么接差事的招，绝不只是「做一出戏」就能说得过去。
舞台上的「一问再问」
正面来说，从钟乔到王玮廉的导演身分过渡，就是开启历史对话空间的契机。有趣的是，导演似乎也将这样的过渡，通过反身的意识，释放到排练的方法及最终汇合的文本与舞台上。就像全剧借由白色恐怖、八○年代末远化罢工及现在（当下）的三组时态拆分为三幕剧，主要透过服装不同，表明不同时代／型态的反抗，抑或叩问反抗；可不同时态的事件时而置入同一幕，以至于我们一下听到演员化为远化罢工工人口述历史，接著又会听到另一位演员把角色拿掉，自我叙说涉入某个社会抗争现场的经历。
就像有个男人穿梭来去，出场就问：「你知道范天寒这个人吗？我这里有他的一件卫生衣和一封信，想要转交给他的家人。」范天寒从头到尾没有登场。事实上，亦无其人，他只是在尚不能托出真名的禁忌时代充作钟乔白色恐怖报导文学的主角代号，但因场上这一问再问，确认了范天寒作为「真实的虚构」，历史的负片，怔怔对立于热中「虚构的真实」的国家机器，官方之正史。
另外一个很爱问的，是在场上走来走去一直拍一直拍，持摄影机的记者。她的出场老是让戏看起来卡卡的，却是场上的说书人，只不过是用问代替说，用镜头代替文字，她不知道要靠多近才看得到事实，唯一确知的是「我只知道我手很酸」。就像不够老到经历过白色恐怖的我们，要如何言之凿凿地说，我们理解那段历史呢？也许只能把理解作为阅读与想像的动词，在试图理解与摇动自己的存在（每至一段理解的进程，皆使「我」更对「历史的我」感到陌生、震撼）之间往返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