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的社会性一向是当代舞蹈里的重要面向，也是许多当代编舞家的创作关怀，而当我们纵览至今曾出现在台湾舞坛的诸多作品，大致可看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创作取径：从早期的舞蹈前辈蔡瑞月、萧渥廷、陶馥兰，一直到近年的赖翠霜、王世伟，此类编舞家擅长以舞蹈剧场式的叙事手法，与强烈多变的视觉符号意象，在舞作中建构鲜明的批判文本与角色关系，以此针对特定的政治与社会性议题，呈现编舞家独特的视角与观点。
另一种创作方式，则不若前者选择让舞作内容与社会议题或政治立场密切贴合，而是转而关注创作或表演的生产体系与工作过程，进而从抽象美学（甚至是纯美学）的层次，挑战并重构「创作」、「表演」、「舞蹈」的既有秩序，以及包裹在其中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惯习，并以治理（govern）与聚合（assemble）身体、物件、装置、光线、声音、空间的方法，呈现出编舞家对理想社会关系的想像与提案。
摘掉编舞的王冠 回应民主的政治想像
于我而言，编舞家陈武康与影像导演孙瑞鸿于2019年的作品《非常感谢你的参与》（以下简称《非》），是台湾编舞家近年来以剧场抽象美学呈现政治思考的绝佳案例：《非》的6位创作者——柯智豪（音乐）、徐子涵（灯光）、廖音乔（舞台）、孙瑞鸿（影像）、陈武康（编舞）、孙唯真（舞监） ，在整场演出里各自以擅长的剧场媒材，相互协商出发生的事件序列，无论那是影像、空间、物件、身体、光线、声音，或是政治符码、个人特质、合作关系。
《非》作为一舞蹈作品，却不以舞蹈为主体，而是6人在彼此对等的前提下，进行多重媒材之间的呼应、支撑、观望与补位。透过表演者与媒材之间的相互关照与精密协商，《非》呈现出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互为主体（inter-subjectivity）的社会关系，而在这样人与非人彼此共构意义的过程中，舞蹈长期以来以「人」、「人的身体」为本的人本主义（humanism）基础，开始逐渐瓦解与消逝。
舞蹈的人本主义创造了现代舞历史当中，许多名声响亮的「大编舞家」，与每位都必然配备的，风格鲜明的个人舞蹈语汇，并由此与舞蹈的市场机制、训练体系与价值评判系统，层层包裹成一完整的生产秩序。这套为人熟知的秩序，固然生产出许多杰出的编舞家与经典作品，不可讳言地，却也处处潜藏著许多阶级、性别、劳动不平等的现象，甚或剥削、霸凌、侵犯等事迹也都时有所闻。从独尊身体，独尊舞蹈语汇，再到独尊编舞家，这条秩序链上的吊诡之处在于，常发生编舞家在舞作里正气凛然地倡议社会正义，在创作现场，编舞家却或许正是压迫的来源。于是，舞蹈的人本主义所指的「人」究竟是谁，颇令人玩味。
当我们将对舞蹈人本主义与其秩序的理解，对应回《非》刻意将从前附属于编舞家底下的设计者，通通拉抬至创作者的位置，无疑便形成一场关于「平等」的编舞：《非》并不意在将各式各样的媒材收拢、统一呈现单一画面或叙事，反而是透过媒材之间的对话，相互牵动舞台上的焦点与讯息，并由此不断地重塑众人所经验的空间与时间。
我们可以说《非》在呈现的，是一种「民主式」的生产关系想像，或关于「共有」（the commons）的政治蓝图（注）。这样的蓝图放置在政治场域里，无疑是过度天真且不切实际的，然而，便是因为呈现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政治体制、一个不可能的公共领域、一个不可能的思想动员，让《非》在政治上是基进的，也是这样的不可能，让艺术有别于政治，甚至成为政治思想的起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