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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提案》(此照亦为作品的一部分,由蔡诗凡担任影像共创)(蔡诗凡 摄)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因为我们的语言是身体

从舞蹈中体验民主,观看中开启政治性想像

身体的社会性一向是当代舞蹈里的重要面向,也是许多当代编舞家的创作关怀,而当我们纵览至今曾出现在台湾舞坛的诸多作品,大致可看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创作取径:从早期的舞蹈前辈蔡瑞月、萧渥廷、陶馥兰,一直到近年的赖翠霜、王世伟,此类编舞家擅长以舞蹈剧场式的叙事手法,与强烈多变的视觉符号意象,在舞作中建构鲜明的批判文本与角色关系,以此针对特定的政治与社会性议题,呈现编舞家独特的视角与观点。

身体的社会性一向是当代舞蹈里的重要面向,也是许多当代编舞家的创作关怀,而当我们纵览至今曾出现在台湾舞坛的诸多作品,大致可看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创作取径:从早期的舞蹈前辈蔡瑞月、萧渥廷、陶馥兰,一直到近年的赖翠霜、王世伟,此类编舞家擅长以舞蹈剧场式的叙事手法,与强烈多变的视觉符号意象,在舞作中建构鲜明的批判文本与角色关系,以此针对特定的政治与社会性议题,呈现编舞家独特的视角与观点。

另一种创作方式,则不若前者选择让舞作内容与社会议题或政治立场密切贴合,而是转而关注创作或表演的生产体系与工作过程,进而从抽象美学(甚至是纯美学)的层次,挑战并重构「创作」、「表演」、「舞蹈」的既有秩序,以及包裹在其中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惯习,并以治理(govern)与聚合(assemble)身体、物件、装置、光线、声音、空间的方法,呈现出编舞家对理想社会关系的想像与提案。

摘掉编舞的王冠 回应民主的政治想像

于我而言,编舞家陈武康与影像导演孙瑞鸿于2019年的作品《非常感谢你的参与》(以下简称《非》),是台湾编舞家近年来以剧场抽象美学呈现政治思考的绝佳案例:《非》的6位创作者——柯智豪(音乐)、徐子涵(灯光)、廖音乔(舞台)、孙瑞鸿(影像)、陈武康(编舞)、孙唯真(舞监) ,在整场演出里各自以擅长的剧场媒材,相互协商出发生的事件序列,无论那是影像、空间、物件、身体、光线、声音,或是政治符码、个人特质、合作关系。

《非》作为一舞蹈作品,却不以舞蹈为主体,而是6人在彼此对等的前提下,进行多重媒材之间的呼应、支撑、观望与补位。透过表演者与媒材之间的相互关照与精密协商,《非》呈现出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互为主体(inter-subjectivity)的社会关系,而在这样人与非人彼此共构意义的过程中,舞蹈长期以来以「人」、「人的身体」为本的人本主义(humanism)基础,开始逐渐瓦解与消逝。

舞蹈的人本主义创造了现代舞历史当中,许多名声响亮的「大编舞家」,与每位都必然配备的,风格鲜明的个人舞蹈语汇,并由此与舞蹈的市场机制、训练体系与价值评判系统,层层包裹成一完整的生产秩序。这套为人熟知的秩序,固然生产出许多杰出的编舞家与经典作品,不可讳言地,却也处处潜藏著许多阶级、性别、劳动不平等的现象,甚或剥削、霸凌、侵犯等事迹也都时有所闻。从独尊身体,独尊舞蹈语汇,再到独尊编舞家,这条秩序链上的吊诡之处在于,常发生编舞家在舞作里正气凛然地倡议社会正义,在创作现场,编舞家却或许正是压迫的来源。于是,舞蹈的人本主义所指的「人」究竟是谁,颇令人玩味。

当我们将对舞蹈人本主义与其秩序的理解,对应回《非》刻意将从前附属于编舞家底下的设计者,通通拉抬至创作者的位置,无疑便形成一场关于「平等」的编舞:《非》并不意在将各式各样的媒材收拢、统一呈现单一画面或叙事,反而是透过媒材之间的对话,相互牵动舞台上的焦点与讯息,并由此不断地重塑众人所经验的空间与时间。

我们可以说《非》在呈现的,是一种「民主式」的生产关系想像,或关于「共有」(the commons)的政治蓝图(注)。这样的蓝图放置在政治场域里,无疑是过度天真且不切实际的,然而,便是因为呈现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政治体制、一个不可能的公共领域、一个不可能的思想动员,让《非》在政治上是基进的,也是这样的不可能,让艺术有别于政治,甚至成为政治思想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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