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从事跳舞或表演的人，都以其他（可能较不那么容易被定义的）方式或策略为基础，来打造他们和表演身体的关系…而每一种身体都可以成就某种我们视为编舞的东西。
──强纳森．布罗斯《编舞笔记》（注1）
当身体成为创作的素材，她不像木料泥土（理论上）没有自己的主体性，那么创作者又该如何同时面对美学建构的创作语汇，以及个体「身体」所隐含的自我意识与生命经验？
身体及其无法忽视的个体意识
近几年，随著素人舞者与素人舞蹈在台湾舞蹈圈形成一股风潮，也引发一系列关于什么是「美」、什么是「素」，以至于什么是「舞蹈」的讨论。然而，若我们将「素」理解为身体作为「素材」，意即那拒绝进入集体规训、坚持保有自我的内在质地，那么「素」可以不只是「未受训练的业余舞者」（朴素），我们同样能在专业舞蹈家身上，看到对「素」（本质）的坚持与追求，甚至形成个体之于各种体制的反叛与反思。
在2017年表演艺术评论台举办「不和谐对谈：剧场╱日常的疆界——素人╱业余表演者的现身╱参与」时，受邀参与对谈的坏鞋子舞蹈剧场艺术总监林宜瑾提到：「过去在台湾舞蹈体系所受的技巧训练，让我发现，我的那些技巧困住我自己，我不知道要怎么动身体……我想要打破我自己原本被训练的身体，想要更接近我自己所踩的这块土地。」（注2）
近年以独立舞蹈创作者之姿穿梭美术馆、剧场舞台与各式建筑空间（以及其所代表的不同艺术「科目」），并以《墙后的院宅》拿下2021年台新艺术奖年度大奖的叶名桦，则提到当年推著她向前寻找的，是一种不用再继续「老师好」的工作关系。「大学毕业时的我爱想东想西，内心充满各种思考，然而我当时觉得要当一个好舞者，似乎更仰赖直觉，直接去冲、去做……我也曾去国外考舞团，但总是一边执行动作要求，一边在内心批判，就好像精神分裂一样。」她说。
是舞者也是编舞家
或许让编舞家与舞者的身分重叠，是一种避免精神分裂的方式。总有一些作品，很难想像交由另一名舞者来完成。台上的身体，是素材也是媒介，未曾也不能复制再现，呈现著创作者的生命状态与理念思想（因此偶尔与行为艺术产生脉络连结）：像是叶名桦于《寂静敲门》（2015）所欲捕捉她于北欧驻村时感受到的极地、天光，与另一种和自然共振的时间感，还有《十七年蝉》（2018）藉蝉╱禅之双关，生命之沉潜与迸裂，来回应自身成为一个母亲，从孕育、生产到养育的「破蛹」经历；抑或是苏品文自2018年持续进行的「少女须知」女性主义3年计划，以裸体身体直指性别议题，挑战各种仪态规范、身体互动与权力关系。
类似的创作反思，也包含余彦芳在《关于消失的几个提议Ⅲ》（2019）藉著身体刻印关于亡父的记忆，反复辩证消失与存在的各种关系，以及近期深入「凤飞飞」之文化记忆╱符码，提出关于身体规训、艺术价值的探问与质疑（如2021年作品《爱你在心口难开》处理种种舞蹈与身体的政治、社交、情感、性别与文化意义，人们又是如何「爱你在心口难开」——不敢真正说出心中所想所爱）。与其说她们借由身体进行舞蹈创作，不如说是她们舞蹈时的身体，成为寻找各自「位置」的途径。而这里的位置，可以是创作者、是舞者；可以带入自身性别与身体经验，如母亲，如女儿，如在男孩俱乐部中打滚的女性创作者，如被禁止裸露的女体，如试图打破传统定义的生理女性，甚至是不分性别的「人」；是身体的主体，也是独一无二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