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的黎焕雄，我们大致熟悉——那年台湾宣布解严，国家两厅院落成，而黎焕雄领军的河左岸剧团接连推出了《兀自照耀的太阳》及《拾月》，慢慢找到自己的剧场位置。许多人谈到他的年少，都是那样风风火火的记忆，好像人生走的每一步都是踩在一个关键的点上。
黎焕雄说：「我不介意一直谈80年代，其实也不太介意少年的定义。」虽然如此，他说仔细想想，那些年发生的事情，其实是落在大学中坚时期，艺术的灌输与觉醒都非常明确。可是，若真的想聊年少时期的暧昧含混，得把时序往前拉一点：「那是70年代末期，我真正的少年时期。而且刚好蛮符合历史对于那个时代的印象：苦闷。」
一名怪小孩的养成
「不过真的没什么太励志的内容喔。」谈及往事，黎焕雄先打预防针。
作为一个苗栗长大的乡下孩子，考上新竹中学，那时候称得上是大事，只不过「我高二留级，新竹中学念了4年。那不至于造成什么心理阴影啦，顶多就是家里可能会翻个白眼吧。」但黎焕雄的苦闷与留级无关，而是在成长过程中觉察到自己与世界沟通的状态，隐隐被压抑。究竟被什么压著？他却说不出来。活在戒严的尾巴，置身其中的人早已对规范的日常感受不大，他们习惯进电影院看被剪得七零八落的好莱坞电影，书店内的选择也总是寥寥可数，他几乎能够感觉到自己渐渐长成一个「奇怪的样子」。
「其实所有人的成长都会有困惑，无论是很个人生活的，或者是对家庭社会。但至少在过去，我们的教育并不鼓励我们表达、去解决那困惑，甚至可以说——大概有百分之九十的人，即便原先有什么困惑，但如果顺著传统建置的价值走，多半不会成为太大的问题。」
黎焕雄说，偏偏他的迷惘无处安放，成绩没有好到背负学校的期待，倒也没有差到成为问题人物，在这不上不下的状态间，他说当时大家看他，大概只觉得「这个人真怪」。
抱著卡夫卡，在草皮上把课睡掉
时人看他怪，而他看的书又更怪——杜斯妥也夫斯基、卡夫卡、卡缪。黎焕雄并非标新立异，当时也根本还没「文青」的定义，他说只是因为那些不大流畅的翻译、艰难思想的句意，开了缝隙让他潜入，「刚好可以抵销掉我很多的焦虑，当然啦，也许这些阅读会造成更大的困惑，但至少有一个不同的次元可以顿悟。卡夫卡我从他的《城堡》读起，杜斯妥也夫斯基《卡拉马助夫兄弟》看了很多遍，也像当时许多人一样，从卡缪的书中一知半解读一点存在主义的事情。」
那个时候的台湾，还是有禁书，不过禁书的限制条件再广，恐怕也不晓得一百多年前的俄国文学能对时人有何革命性的影响。黎焕雄解释，杜斯妥也夫斯基固然是标榜著某个写实主义的传统，「但是在我们台湾去看一个一百多年前俄罗斯的文学，看他描写的世界、宗教、还有人生哲学，那很异质。所以我沿著这些文字，形成一种异质的特性，或者说我的异质性，我对于世界的困惑，在这些书中找到一个安放的位置，也可以说，是找到互相依靠的状态。」
那几年的时光，有个片段黎焕雄一直记得：当时新竹中学依旧是老建筑，教室前的草皮长得很高，许久无人修剪。黎焕雄在早上第二堂、三堂的课间休息时段，躺在草皮间，抱著一本卡夫卡，竟尔睡去。他惊奇：「上课打钟了也没人发现我，我也没有察觉，就这样睡掉第三节课。」
谈起那段往事，他当笑料。只说自己误打误撞，就栽进了时代苦闷的意象。而草皮上贴著阳光都能熟睡的自己，约莫就是彼时众人对他的印象：无害的异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