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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梦到了影片中的一个场景，一群艺人在暗夜中狼狈地提著行李，左躲右闪，寻觅安身之处。我的眼眶成了一个长镜头，远远地、静静地，看著自己加入他们，和队伍中的男女老幼，沿著墙面缓缓地移动，仿佛墙砖以坚实的后盾顶住了我们孱弱的身躯。领头那位会先迈出几步，聆听，探路，确定转角安全，就带领我们横过一道街区，但很快，远方的枪声又让我们退回来，只好转向另一个方向，伺机而动。跟著，我们瞥见街道的另一端有两方对峙，帘幕拉开，一方前进、一方后退，有人被打死，有人把武器丢掉跑开，未几，后退的前进，前进的后退。歌声响起，「消灭国王的徽章、律法，那是我们的耻辱，被奴役的劳动人民们，不要害怕鲜血的威吓！」「法西斯要继续到何时，能忍受目睹祖国灭亡的煎熬吗？」「革命者们、兄弟们，站起来吧！」我们目击并经历，必然的卷入，我们知道处在某个历史转折，却无法判断命运轴向，只好一路躲躲藏藏、奔走复返，蝼蚁般移动著，存活。
是的，你猜对了，这个梦来自前阵子在光点看的电影，1975年，长达4小时，约百来个镜头，「希腊近代史三部曲」之二，安哲罗普洛斯（Theo Angelopoulos）的《流浪艺人》（The Travelling Players）。影片以流浪剧团在希腊各地演出《牧羊女高尔芙》来穿针引线，每次演出的中断就是一次历史的演变，空袭、谋杀、逮捕，从1939年到1952年，田园牧歌与动乱时代，舞台是历史，独裁者、反抗者、解放者、被压迫者，以「希望」之名轮番上阵，然后我们看见的是，一群艺人在乡镇之间艰辛的颠沛流离。战争、改革、抗争，不是应该带来更美好的事物吗？不是应该带来更稳定的生活吗？眼帘所及却是满目疮痍、残落、毁败，灰扑扑的一片大地。他们总是在移动，荒芜的街道、萧瑟的城镇、严酷的山陵、广淼的海边，有的知道要去哪但不知道要找什么；有的知道要找什么但不知道去哪；更有的，不知道去哪也不知道该找什么，只是活著，想办法活著。
安哲罗普洛斯镜头下的人物，鲜少特写，几近面目模糊，很难即刻读出他们在想什么、感觉到什么，仿佛是不具心理深度的个人。镜头不说明，只是呈现。然后慢慢地慢慢地，在暧昧当中有鲜明姿态浮现，他们的行径，每次移动的转折、凝望，理想主义者、投机分子、告密者、游击队、叛徒、受屈辱的人们，轮廓逐渐清晰，遥遥呼应著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述及社会情境下所凝造的姿态，共处潜流下的矛盾，享乐、侵害、聚餐、排练，歌舞升平与家破人亡，更错综复杂的关系伴随日常形体面貌溢出，而牵引著他们的时代战火多以远景呈现，或声响，镜头似乎都是平静的，张力却兀自穿透银幕喧嚣铺扬。
想像一下，我们习惯的好莱坞式战争电影会怎么拍，撇开高技术的爆破、逼真的断臂残肢不提，特写免不了，受伤惊慌的脸孔，泪水或血水，或童稚的小男孩小女孩，无辜地睁大眼睛望向镜头，请看看我们的痛苦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还记得我们几年前一起去纽约的911事件纪念馆，不舒适感紧贴著观赏体验，不是不认同悲怆，而是不自在其苦难的情感调度方式，铺天盖地的悲情，并潜移默化认同底下的敌我之别。
俄国导演梅耶荷德（Vsevolod Meyerhold）提到：「舞台调度是观众可以阅读的乐曲。」放在电影语境即镜头的场面调度。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是用诗意抒情的场面调度来说故事，而不是现实叙事的剧本、人物，因此画面当中的人物体态和周边景观如何形成构图，他们从哪个位置走向哪个位置，行动过程的停顿、寂静和声响，休戚相关。触动我的正是在这里，不纯粹以情感驱动认同，而是让我们站在一定距离去观看，留下空间，提供选择，我们要再往前走一步、退一步，还是驻足当下。如伊朗导演阿巴斯（Abbas Kiarostami）说的，观众也有该做的事情，不是吗？
写到这里，发现自己还没有跟你分享，安哲罗普洛斯如何透过场景调度来将时间错置，以镜头内的时空连续性来过渡数段历史的跳接，以人事物的在场和空缺来荡开运命的错身，只好是，下一道题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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