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人大哥大》（Dead Man’s Cell Phone）是美国剧作家莎拉．茹儿（Sarah Ruhl）于2008年获得海伦海斯奖（Helen Hayes Award）「优秀新剧本」奖 （Outstanding New Play）的作品，过去虽有在台湾的演出记录，但多是在学院制作中呈现（且采用不同翻译剧名）。而莎拉．茹儿在台湾更为人知晓的剧本，是2004年发表的《窗明几净》（The Clean House），另一改编自希腊经典神话《奥菲斯与尤丽狄丝》的《遗忘的旋律》（Eurydice）也曾在2010年时由台湾的剧团制作演出。
本次由界址创作演出的《死人大哥大》版本，是由刘崴玚翻译、重田诚治导演。刘崴玚表示，《死人大哥大》是他开始翻译剧本后的第一部作品，约在2021年左右完成，直到今（2026）年才有机会正式演出。他也提到，自己在选择剧本翻译时，「会在乎这个剧本有没有可能在台湾演出，所以很多议题性太强的剧本会先被挑掉，因为较难被台湾观众理解其语境与背景。」他特别在意剧本的剧场转译，希望能找到相对应的连结，因此《死人大哥大》的故事场景虽发生于20多年前，但仍可透过「手机」这件事情尝试跨越世代与文化间的移植。
文化的在地移植，无痕迹的消弭距离
《死人大哥大》将原剧名里的「Cell Phone」翻译成很「复古」的「大哥大」，而非「手机」，一部分回应了剧本完成的年代，对应到台湾当时对手机的暱称，另一部分则是导演重田诚治对这个剧本的「感受」——他说：「这个剧本在台湾演过几次，翻译的剧名对我来说都偏『文艺』，但看完剧本后，我完全跟『文艺』这件事勾不起来，因为我觉得这个剧本有点黑色喜剧，也有点类戏剧，好像有很『local』的感觉。在某次与朋友聊天过程中，萌生出『大哥大』这个有年代感的想法。」
这种很在地（local）的感觉，也成为创作团队进行剧本转译的切入点。
重田诚治说：「第一个直觉是台南，那种『旧的东西与新的东西一起存在』的感觉。」就像剧本里的场景「咖啡厅」，他所想像的就是那种在老宅里，或是类似泡沫红茶店的地方，而非市中心的时髦、现代咖啡厅。也就是说，他想找寻台湾类似的地点，去对应并建立《死人大哥大》中的场景。
「我没有要大改剧本内容，或是做完全的在地移植，想在台湾找到相似的元素。」重田诚治提及，剧本里提到天主堂／宗教，但他想做的是，让这个宗教符号更有在地特征，所以他参考了台南盐水的天主堂，其建筑是传统庙宇的建筑风格，但内部的长椅、祭坛则是教堂的摆设，而这些反差与融合确实反映出文化跨越后的真实样貌。
相较于界址创作前一部翻译作品《内在的声音》，较少文化转译；《死人大哥大》则尝试在未有大幅度调整下，找到与台湾间的连结。但导演明确表示，并没有打算把场景直接拉到台湾，将尝试制造一种「好像在台湾、却又没有明确指涉」的状态，「就像提到某些路名，好像会在台湾某个地方出现，但不会很明确，而是带有某种模糊性。」
重田诚治说：「我想『消弭（原著剧本与台湾之间的）距离』。」借此做到无痕迹的文化转译。
时空背景的维持，背后议题的延续与跨越
《死人大哥大》其中一个主题是涉及「器官移植仲介」，对刘崴玚而言，在翻译当下并没有太多概念，特别是对「仲介」这个部分；不过，今年6月的一则新闻——移植名医陈尧俐因仲介国人赴中国接受器官移植虽在2024年的一审、2026年的二审轻判，但卫福部依《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16条废止陈尧俐医师证书，使其永久丧失执业资格，成为台湾首起医师因涉及器官仲介而遭撤照的案例（注），似乎与剧本找到某种连结。
「一般观众或许能理解器官移植，但对仲介的产业链无法深入了解，所以《死人大哥大》用了比较轻巧的方式来处理。」刘崴玚说。
《死人大哥大》另一个关键则是「手机」。由于剧情发生年代尚未有智慧型手机，而智慧型手机的出现又会延伸出更多讨论，于是创作团队决定将演出背景仍维持在剧本预设的年代。不过，他们在意的也非纯粹实务操作问题，刘崴玚认为这个剧本背后要探讨的是「交流」，虽不可否认智慧型手机的出现确实改变了交流方式，但「交流的焦虑」本身并未消失。
「我们用这些便利的方式来交流，但我们的交流有变得更亲密吗？还是更疏远了？当我们透过这个东西去认识电话另一边的人，或是从别人的口中认识这个人，那我就完成对他的认识了吗？」刘崴玚认为：「这些不是当面交流所造成的焦虑，我觉得在2006年那时正在开始，但到2026年并没完全消失，只是技术改变了。」
因此在剧本里，每个角色面对手机有截然不同的态度，有人相对老派，需要白纸黑字留下东西，有人是被动地让科技与时代推著前进，有人则非常信任手机。这不只建立了每个人物的设定，更反映出他们对于交流的不同选择。这些选择跨越了时空，延续了《死人大哥大》在文化移植后的当下意义。
注：可参考孔德廉、王芊凌：〈台湾首例移植医师遭撤照，陈尧俐案揭开跨境器官仲介生意〉，《报导者》网站，2026/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