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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生接觸音樂的意義,我已有答案 ——日本援台疫苗幕後推手 三船文彰的年少回憶

幼年時期的三船文彰與父親,掌鏡者是攝影師柯錫杰,背景是父親經過叔父,對羅浮宮畫作的3度臨摹。 (三船文彰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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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月前,在台灣疫情逐漸升高之時,日本三度饋贈疫苗,以答謝311日本大地震獲得台灣的援助。雪中送炭的背後有不少人付出心血,但第一時間在背後奔走的關鍵人物不是外交官、不是政治家,而是一位台裔醫師——三船文彰。當初看到台灣情況危急,他打電話向好友日本眾議員山下貴司提議。在多方運作下,快速獲得日本朝野的認同。這一切的機緣,要回到三船文彰的另個身分——作為大提琴家與音樂製作人以樂會友的愛好,而他的音樂養成則源自台南柳營的出生地。在那裡,有父執輩孕育的藝術沃土,也有他少年時期移居日本前的一段故事——

說來有趣,促成疫苗饋贈這件美事靠的並非權力,而是友誼,而友誼的建立,全然來自於對音樂的熱愛。即使行醫,三船文彰也熱中於協助台灣音樂家赴日演出,更曾帶著日本大提琴家岩崎洸、小提琴家久保陽子、鋼琴家弘中孝等人訪台。多年來替今年高齡93歲的傳奇鋼琴家露絲・史蘭倩斯卡(Ruth Slenczynska  )錄了19張現場唱片、上NHK節目推廣、自掏腰包至災區、病房、養老院及學校演出,數十年來舉辦超過200場音樂會。以樂會友不知凡幾,連日本上皇后美智子都是他的好友,邀請他進到皇居內切磋琴藝。今年初,更獲得日本第79屆山陽新聞賞文化功勞獎,是出身外國者的第一位。為他做過的事讚嘆不已,他卻爽朗地笑說:「我是最幸運的人!」

會這麼說不是沒有道理,確實,生在戰後10年,經濟復甦、社會穩定,歲月比起在戰火中求生的上一代靜好。但他的家庭,實非平凡。生於台南柳營的三船文彰,父親是60年代活躍於日本及台灣畫壇的抽象畫家劉生容,叔父則是赫赫有名的前輩畫家劉啟祥。劉家是當地望族,時髦的祖父在日治時代就穿西裝、使用西洋餐桌,不但聘請德國建築師在鄉下蓋洋樓,也在東京蓋洋房供劉家一族居住。愛好藝術的祖父在當年就接觸了罕見的鋼琴與小提琴,也資助叔父至巴黎學畫。在這個藝術世家中,迄今擔任音樂家、畫家、舞者的就超過10多人。

藝術根植於優雅的生活態度

父親雖是畫家,卻無法單純被這個頭銜所框限,或許「生活即藝術」才是他的寫照。家裡從荷蘭買回的音響裡,從早到晚喇叭不間斷播放著古典音樂。沒有老師教,就拿著小提琴,一邊聽唱片,一個音一個音地複製,學會拉整首《流浪者之歌》、《聖母頌》。由於父親幽默風趣又樂於分享的個性,時常早上都還沒睡醒,朋友就已經到家裡等著找他。喜歡跳舞,就在客廳大理石灑上滑石粉開舞會,讓早早被趕上床的孩子們只能透過鑰匙孔偷窺,聽著探戈、華爾滋的優美旋律當搖籃曲。

三船文彰感嘆:「父親很忙碌,不太有時間對我解說,但是一起欣賞Mischa Elman的小提琴專輯,是我們兩人藝術交流的原點。雖然幼年時期我整天在外頭玩,可是看他每天在畫板前面,靠自己的手指、身體大量創作,深深影響了我。他優雅的態度像風吹拂,讓我知道什麼是真正的藝術家、什麼才是美。」

沒跟著父親拾畫筆,倒是對小提琴很有興趣。「聽長輩說,我抓周的時候旁邊擺了滿滿的東西,但我沒有拿零食,竟然抓了小提琴。」這讓父親很高興,有意栽培他走上音樂道路,可是母親並不贊同。到了小學時,母親問他以後想當什麼?不料結果竟是一陣陰錯陽差。「我那時覺得『天文學』很有趣,但是因為太小了,表達得不好,就說想當『文學』家。」母親聽完便想辦法跟開書店的朋友大量借書,只要不弄髒,期限內歸還即可。而他也從善如流,養成快速閱讀的習慣,在短時間內讀完「少年文學全集」、「世界文學名著」等,領悟能力高出一般同齡兒童。

當然,學琴是「與生俱來」的樂趣。記憶裡,國小老師訓練他拉小提琴,也組成小型樂團演奏。只不過童年時期的他還未體會到上台的風光,小小的內心只想向一起學琴小女孩展現,讓她知道自己進步了多少。

因為三船文彰(左)父親的影響,開啟了企業家許文龍(右)購買收藏名琴的動機。 (三船文彰 提供)

為了崇高的理想磨練自己

14歲那年,因為新營與日本淡路島締結姊妹會,兩市舉辦兒童交換交流活動,因此母親帶著他前往參加,回台前受父親的粉絲之邀,到岡山一遊。但這時母親生病需入院治療,住院前他們到了岡山大學附屬中學拜訪。校長谷口澄夫得知他們從台灣來,雀躍地表示自己年輕時,也在台南師範大學任教3年。隨即在體育館當著全校師生的面,要他自我介紹。憑著事前幾分鐘的日文惡補,他竟然很有膽量地站上台去。

「如果沒有谷口澄夫校長看重我、我的人生就完全不一樣了。」在校長建議下,三船文彰留下來讀書,沒多久弟弟妹妹跟父親也決定到日本生活。為了免去每年需更改居留證的麻煩,父親以從小到大搭過三次船為依據,挑選「三船」為姓,入了日本籍。

當年到日本生活,對三船文彰並沒有太大衝擊, 父母親都精通日文,而他有漢文素養,在同儕中有著莫大優勢。沒有適應的問題,他拉琴、讀書、看電影,快樂地活在自己的世界裡。「受《富蘭克林自傳》的影響,我學習如何訓練自己的身心,從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隨想錄》,我學習面對人生各種變化。」他笑著回憶:「我還做了一個本子,列下『有沒有對人和藹』、『有沒有努力讀書』等自省項目,並且自己畫圈打叉,一心只有崇高的理想。結果幾年前敘舊,女同學才透露當時都笑我走路眼睛都往天上看。」

為了鍛鍊心志與耐力,他在中學二年級時竟發憤去送報紙。他說:「一開始就是大挑戰,因為每家順序跟路線走完要花30、40分鐘,老闆只有教一次。有次送完竟然還剩下一份,只好重頭走一次,回想究竟沒有哪一家沒送到。每天半夜3點半就要起床,尤其冬天騎腳踏車非常寒冷,還要在夜裡把廣告一張張夾進報紙。」就這樣持續了1年,不是因為經濟,只想證明自己可以磨練到什麼樣的程度。

參加台大交響樂團時期演出大提琴協奏曲。 (三船文彰 提供)

用大提琴傳遞生命的熱情

當然,到了日本仍舊沒有放棄最愛的小提琴,可沒想到有一天,竟然會因為電視節目,換掉了手中的樂器。三船文彰記得那天,黑白電視機播放了大提琴家卡薩爾斯(Pablo Casals)上台指揮的音樂會。90多歲的他很有活力,演出很精采。結束之後,應觀眾要求演奏大提琴曲。想不到畢生用音樂傳達反獨裁政權的音樂家在演前開了口說:「在我出生的故鄉加泰羅尼亞,鳥叫的聲音是peace!」接下來的琴聲縱使顫抖、音準不好,但情感卻深深打動了他,於是他當下跟父親表達想改學大提琴。

1年間,他的大提琴進步神速,老師也坦言已經教不動他了。此時正好大提琴家岩崎洸開音樂會,他二話不說便帶著大提琴到旅館拉給他聽,並透過他的介紹,拜師日本教父級的大提琴家齋藤秀雄門下。只可惜短短半年,齋藤便過世了。不過,他對大提琴的執著從未消退,每天放學之後練到晚上11點,一天只睡3、4個鐘頭,連考試前一天也不間斷。「父親說過,不要只想著叫別人教,要用自己的腦筋想。」所以他靠耳朵、靠感覺,一首曲子聽過10多種版本,大量雕琢理解表現力與想像力,一點一滴超越自己。

只是,他終究沒有選擇演奏家的路。

「那時,我懷疑音樂有什麼用?難道音樂會比麵包更有價值?」想不透這個道理的三船文彰,開始了連續兩年每天13個小時在書桌前的苦讀,他告別了日本,決定回到台灣當家族裡第一位醫生。沒想到,在大學裡,他遇到更多愛好音樂的朋友,一起看表演、參加交響樂團、組室內樂,常常練到半夜後,摸黑背著大提琴走回宿舍。

戲稱自己是「台大牙醫系音樂科」的他,每年暑假都組團環島旅行,每到一個地方就有學長贊助吃喝。想起當時,他說:「我們去高雄住在寺院的廂房裡,去臺南文化中心熱到指揮手一揮,汗水都甩過來。去到原住民村落演《命運》交響曲,最開頭動機吹錯音,連他們都笑了出來。」年輕時的陽光、一生的好友,全都與歡笑共同交織在音符之中。

回到日本幾十年了,三船文彰仍舊在各種場合愉快地拉著大提琴。只想著回饋,從沒想過竟獲頒獎項,還能夠影響樂友、幫助故鄉台灣。問他是不是非常喜歡音樂?他反而調皮地回答:「我不喜歡『音樂』,我喜歡的是『好的音樂』。」聽到好的音樂會想要跟大家分享,就如同帶朋友吃美食、看美景、逛博物館等等一樣自然。即使少年時期的論點無法被反駁,藝術仍舊不能飽肚,卻能夠延續年輕時的記憶,連結友情、傳遞正向力量。有趣的是,「此生接觸音樂有什麼意義?」這個多年來不斷實驗、反覆推敲的問題,竟在這疫情延燒的時刻,巧妙地給了出口,他慧黠地說:「我已經找到了答案。」

大學時期遇到一群愛樂好友,讓他常自稱自己是台大牙醫系音樂科。 (三船文彰 提供)
高中時期每天放學之後練大提琴到11點。 (三船文彰 提供)
與大提琴家岩崎洸合作大提琴協奏曲,由三船文彰擔任指揮。 (三船文彰 提供)

本篇文章開放閱覽時間為 09/01 至 12/31
《PAR表演藝術》 第341期 / 2021年09月號

《PAR表演藝術》雜誌 ▪ 341期 / 2021年09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