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專題(一) Focus | 製作人在亞洲

當獨立製作人進入場館,串連亞洲:我們結合不再只為了生產

2020亞當計畫中,田孝慈於《FW:牆壁地板視窗動作》演出。 (陳藝堂 攝 臺北表演藝術中心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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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人」,是個謎樣的角色,外界看起來具有相當的決策權,但只有他們才知道工作內容有多麼紛亂龐雜。尤其對流動於各團隊中的獨立製作人來說,究竟這份工作的實際輪廓為何?有不少人仍如此回答:「持續探索中」。幸虧近年來,國際交流愈來愈頻繁,「亞洲串連」帶給製作人開拓新視野的機會。藉著此次專題,本刊邀請幾位獨立製作人分享、剖析各自「在亞洲」的獨特經驗,提出對此工作的未來展望。

持續被想像、挑戰的「製作人」角色

在談場館與獨立製作人關係之前,或許應當先來定義「製作人」的角色究竟是什麼。此次參加 「亞洲連結:製作人工作坊」的越南籍製作人Red Yen Nguyen接受訪問時這麼分析:「在電影產業、表演藝術或視覺藝術,製作人身分都有著不同的脈絡發展。」舉例來說,影視產業的製作人需要有籌措資金的能力,也要有足夠的市場敏銳度;而台灣表演藝術的製作人,如多位受訪者的觀察,似乎多以協助藝術家實現創作、完成作品的「執行製作」為主。

隨著產業與創作實踐不斷跨越與重整,對於「製作人」的期待與想像也持續被挑戰。臺北表演藝術中心執行長王孟超認為未來的製作人,要更接近於視覺藝術策展人的角色,既要對藝術家作品有廣泛且深入的認識,累積足夠的人脈,還要有技術製作的能力,面對的是藝術和市場。

兩廳院總監劉怡汝則以編舞家阿喀郎.汗與其製作人Farooq Chaudhry長期合作關係為例,強調製作人對生態健全而言是極其關鍵。「沒有產業單靠熱情可以走得遠,」劉怡汝說,「製作人既要能與藝術家對話,當藝術家有著自己創作的考量,局限於個人所思所想時,也要能提供更全面的觀察。」讓創作者的路走得長遠、能跳脫地域疆界,往往都是來自於藝術家與製作人的良好合作。

國家兩廳院、新加坡濱海藝術中心、韓國國立劇場及日本東京藝術劇場4場館負責人線上合影。 (國家兩廳院 提供)

獨立製作人?機構製作人?「資源分配」是不變的交集

擁有無數斜槓身分的藍貝芝,應當更能體會這種難以定義的狀態。既是導演、演員,也是獨立製作人、策展人,還是老師與性別運動倡議者,藍貝芝相當享受在多重身分間遊走,讓各種能量、資源與經驗自然匯聚的「身心靈平衡」(或說是「左右腦平衡」)。一方面當然是因為她的興趣廣泛,另一方面,藍貝芝也認為劇場太容易活在自己的泡泡裡面,反而是透過角色的變換,不同圈子的串聯,才能真正讓劇場與社會產生連結。

相較於依附特定劇團與機構的製作人,需要思考的是團隊的營運與永續,對藍貝芝來說,獨立製作人更需要的是「紀律」,需要實戰經驗的累積——並非學習新的技能,而是「從原有的能力中培養敏感度」。此外,還要能夠預先想好下一步,要能化被動為主動的「發動事情」。如她過去策畫女節、女性影展的經驗,除了是將她在劇場與性別運動兩條實務路線的能量串聯之外,也格外在意工作型態的組織架構。她在其中所思考的,並不只是性別角色是否達到數量平衡而已,還更在於權力關係與階級的意識,且要帶著這樣的敏銳態度,因應每個團隊參與組成的不同。

藍貝芝同時提到,這幾年也有機會受邀擔任各式各樣的「評審」。過往身為製作人時,多是被動等著自己的演出或提案被挑選,但幾次當了評審,才更能換位思考,理解場館與機構是如何進行「資源分配」。是的,這裡點出了一個關鍵字:「資源分配」。這或許是在討論製作人的諸多定義時,唯一不變的共通點。

國家兩廳院、新加坡濱海藝術中心、韓國國立劇場及日本東京藝術劇場攜手合作。 (國家兩廳院 提供)

將「目光」 放在作品之外,激盪未來可能

當場館跳脫過去出租場地為主的「館方」立場後,如何挹注資源健全生態,成為場館推動相關計畫的重要考量。劉怡汝坦言:「兩廳院並非最有錢的劇院,但錢卻是最簡單的。」真正的挑戰,在於如何一起「邁向未來」。而這也是兩廳院今年首度舉辦「亞洲連結:製作人工作坊」所著眼的。如劉怡汝所言:「我們除了選作品之外,也在選人。」兩廳院能為各國獨立製作人提供的,是30年來累積的國際人脈與場館經驗,透過架設「亞洲連結」平台,穩固串聯的資源,期待能藉此激盪出一個「可行的未來」。

對於北藝中心而言,即將落成的場館代表了一種不證自明的「未來」。王孟超提到,作為第一個引進邀請國際策展人制度的機構,北藝中心在與外部製作人的合作上是更有彈性的;而其場館空間涵蓋各種劇院規模甚至是公共空間,不再受限於19、20世紀式的傳統劇場想像,也更具當代思維。同時,相較於鄰近亞洲城市的發展限制,如「日本較封閉、多只對古典藝術感興趣,韓國以強勢的文化輸出為主,東南亞各國資源補助有限,和中國合作則是較為冒險」,北藝中心自然占據了亞洲重要的節點位置,能更有效地匯聚資源,進行串聯。像是行之有年的「亞當計畫」、「島嶼酒吧」,皆試圖藉著長時間駐地、駐村的深入交流,讓藝術家、策展人、製作人不只是追求短期碰撞,而是在過程中思考未來的各種可能。

分別站在獨立製作人或場館的立場,對於如何「建立關係」或許各自有著不一樣的期待與想像,但3位受訪者不約而同把目光放在「作品」之外。藍貝芝提起她加入「亞洲製作人平台」(註)的經驗,徹底改變了她的眼界。每週定期聚會、與亞洲各國同行交換意見,像是專為製作人提供的駐村體驗,目的不是為了作品交易,而更著重於觀念上的交流與方法傳承,「像是如何陪伴自己的藝術家、如何意識到『性別』與跨文化的位階思維。」藍貝芝說。藉著這樣的過程,彼此花時間交朋友、充電式地建立關係,才不至於像許多臨時湊作堆的共製一樣,「等到出問題時早就來不及了。」藍貝芝直言。

兩廳院總監劉怡汝同樣期待,在某些製作能藉由獨立製作人的外援,為場館組織帶來不一樣的觀點,適時挑戰既定思維,鬆動創作與受眾、場館與藝術家、權力與責任之間關係。一方面,資源意味著承擔,合作更在於信賴關係的建立;另一方面,過程中的磨合,也是在開創新的規則。「制度只是在框限不想突破、不想成長的人,我們最怕以過去經驗來盤算未來。」劉怡汝說。

從如何製作到為何合作,就讓我同樣以越南製作人Red Yen Nguyen的話作結——合作不只是為了作品產出,還為了累積經驗,改變彼此,讓「個人的進步帶來環境的進步」。這想必也是場館與製作人每一次相遇的共同期待。

 2013年由韓國製作人發起的平台,藍貝芝為台灣代表。

本篇文章開放閱覽時間為 09/01 至 12/31
《PAR表演藝術》 第341期 / 2021年09月號

《PAR表演藝術》雜誌 ▪ 341期 / 2021年09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