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友梅(右)成立了國立上海音專,聘黃自任敎務主任。
蕭友梅(右)成立了國立上海音專,聘黃自任敎務主任。(取材自《中國現代音樂家傳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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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化理論爲實際文化的音樂家 黃自

台北藝術季以慈善義演「名人名嘴唱名曲」的音樂會開場,將邀請政界、藝文界名人共同參與,演出曲目則以黃自的作品爲主。在李文、蔣勳的主持介紹下,再次呈現這位影響近代中國音樂先驅的藝術。收入悉捐「財團法人雙溪啓智文敎基金會」做籌募基金。

台北藝術季以慈善義演「名人名嘴唱名曲」的音樂會開場,將邀請政界、藝文界名人共同參與,演出曲目則以黃自的作品爲主。在李文、蔣勳的主持介紹下,再次呈現這位影響近代中國音樂先驅的藝術。收入悉捐「財團法人雙溪啓智文敎基金會」做籌募基金。

「名人名嘴唱名曲」

2月16、17日 19:30

台北社敎館

黃自在近代中國音樂的地位是確定而又模糊的。他不是中國新音樂之父(因爲他的前人已經不少);更不是集大成者(他短短的創作生命,也不曾寫出什麼堪稱偉大的作品)。他即不是一個好演奏家,也沒有完整有份量的著作。他三十四歲修得文學士後,才轉耶魯大學主修音樂,在今日看來,只能算半路出家。一九二九年返國到一九三八年去世,從事音樂工作不到十年,我們卻可以說他是「二十世紀前半葉中國最著名、最有影響力的作曲家和音樂敎育家」。

聯繫前後的關鍵音樂家

今天我們時時紀念他、演唱他的歌曲;但是似乎很少想過,他到底重要在哪裡?我常聯想到另一位「什麼都不是」的胡適之先生。學者們說這位先生不是文學家、不是歷史學家、不是哲學家、不是科學家、不是政治家,甚至沒寫過完整作品;但是我們卻也都知道對促成現代中國而言,他的地位無可磨滅。同樣,黃自音樂作品確實未臻成熟,但是他嚐試的新方向、思想與風格,對後世產生長久的影響。他把一種理論、一種可能性付諸實現,並蔚成風氣,塑造成一種文化。他們的重要性在位於歷史的關鍵點上,朝前朝後就什麼都不是。套句佛家的話來說,他們旣非「因」、亦非「果」,而是關繫前後的「緣」。

新音樂的起源期

西方文明的火車頭是自然科學,促成產業革命與舊體制的瓦解;中國的現代化衝擊則來自政治和軍事。所以觀察中國近代音樂的三個起源──宗敎音樂(傳敎士和太平天國)、軍樂(袁世凱)、學堂樂歌,其形成並非透過自然演進,而是出乎實際需求,與傳統音樂沒有關聯。

基督敎音樂和軍樂引進了基礎西方音樂槪念,眞正由國人自覺創作的應是「學堂樂歌」。中國現代化是爲時勢所逼,自強運動開啓洋務,百日維新把改革推到全面,尤其是學術敎育,新式學堂乃成新文化的搖籃。

知識份子如梁啓超、曾志忞,是大力鼓吹新音樂敎育的先鋒,後者甚至激進的認爲:中國音樂「無物可改良,非大破壞不可。」時勢所趨,各地學堂紛紛以粗淺的樂理寫作歌謠,不過大部份還是拿列強(如日、德)歌曲來塡詞,談不上有深度的創作。樂歌在民主革命過程發揮不小功能,但在音樂上只象徵中國接受西方樂理的可能性,至於進一步創作、普及、提昇、走出新路、乃至成爲文化,則尙待契機。直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才使新音樂前途柳暗花明。

從五四運動到蔡元培

近代中國文化的里程碑五四運動,可說是全面反傳統的思潮。前後約十年間,至少產生兩種影響:一、西化運動,二、社會主義思想抬頭。這兩種風氣都有利促成一種新的、西化的、廣爲大眾接受的新音樂。其中「新文學運動」大將蔡元培提供了最有力的具體支持。

從蔡元培到蕭友梅

一九一六年北京大學成立「北京大學音樂團」,一年後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長。在他的推動下,改組爲「北京大學音樂硏究會」,進行有計劃的課程、音樂會、以及發行雜誌。一九二○年蕭友梅學成歸國,旅即被蔡元培網羅。

蕭友梅於維新運動時期即進入廣東「時敏學堂」,接受新敎育,留學日本期間認識孫中山、廖仲愷、李叔同等,思想受影響頗鉅。後於德國萊比錫音樂院求學,被認爲是當時新音樂的第一人。一九二二年他建議把硏究會改制爲「音樂傳習所」,乃成爲中國第一所專業音樂學院。一九二七年傳習所遭奉系軍閥劉哲解散,蕭氏流亡上海。

從蕭友梅到黃自

所幸不久後北伐完成,在蔡元培的支持下,蕭成立了著名的「國立上海音專」。蕭本人學識豐富,但是音樂魅力表現平平,有人形容聽過蕭的作品後「很難相信此人在藝術歌曲之鄕德國待過」。不管白話文、白話詩,抑或是新音樂,若沒有實例證明其優越性和功能,終將成爲徒勞的實驗。所幸,一位風流倜儻的才子適時回國,爲新音樂提供令人耳目一新的氣象。他就是黃自,音專未來的敎務主任。

良好的出身

以當年中國的實況來說,黃自的出身已經很「孟德爾頌」了。父親黃培洪是維新派知識份子,曾在地方政治(縣參議副議長)、經濟(毛巾廠老闆)圈活躍。母親陸梅先是文學家,辛丑和約後,曾發憤開辦「開群女校」。黃自從小就在良好的家敎中成長,熟習詩詞音樂,對歷史、哲學、美術也別有心得。中學時在北京淸華學校擔任樂隊單簧管手,一九二三年學校音樂會上,學鋼琴不過一年的黃自,居然就上台演奏巴德雷夫斯基等人的作品。

一九二四年畢業後,黃自以公費留學到美國俄亥俄州歐柏林大學主修心理。畢業後因修習年限未到,轉到耶魯大學音樂學院專攻理論作曲,一九二九年六月發表畢業作品管弦序曲《懷舊》(這首作品據聞是爲紀念女同學胡永馥所作,號稱中國第一首管弦樂作品),由校長大衛史坦利指揮新哈文交響樂團首演。演出後大受好評,並因此獲得一筆旅歐的獎學金。

身兼數職

黃自應蕭友梅之邀回到上海音專後,可說百廢待興。以作曲組來說,除校長蕭友梅外,只有黃自一個人。他一個人就開了十幾門課,除白天上課,晚上還要處理敎務主任的諸多事務。黃自身材不高溫文儒雅,總穿一襲深色西裝,戴一付黑色眼鏡。他上課以親切仔細出名,與學生談話都用謙虛討論的態度受到學生的愛戴。學校正式課程之外,他也參與、協助各類音樂活動,是位積極參與社會的音樂家。

九一八事變,黃自親率學生至浦東宣傳抗日,同年寫下抗日歌曲中最具份量的〈抗敵歌〉。接著代表作品相繼問世:〈旗正飄飄〉、淸唱劇〈長恨歌〉、〈思鄕〉、〈玫瑰三願〉……等。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黃自創立當時中國唯一國產的管弦樂團(上海工部局樂團是外國人所辦),第一首排練曲目正是貝多芬《命運》交響曲。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事件爆發,上海淪陷,黃自因諸多原因不及離開上海。沒想到次年突然罹患傷寒,於五月九日逝世,死前一天晚上,留下一句「你(指夫人汪頤年)請醫生快來吧,我不能就此死去,我還有半部音樂史還沒有寫完!」的名言。

黃自以敎育爲己志,同時也嚐試中國音樂的前途。他的論述不多,但是觀點很明確:

一、「民族化、現代化」

代表言論是一九三四年十月廿一日「上海晨報」刊登的「怎樣才可以產生吾國民族音樂?」他說:「把西洋音樂整個搬過來墨守舊法,都是自殺政策。……至於閉關自守,只在舊樂裡翻筋斗,那麼我們祖宗一、二千年以來也翻夠了。……我們現在所要的是學西洋的音樂的方法,而利用這方法來硏究和整理我國的音樂與民謠,那麼我們就不難產生民族化的新音樂了。」

這種「民族化、現代化」的方向,可說就是數十年來中國音樂家努力的方向。各門各派儘管做法南轅北轍,大多踰越不了這種思想框架。

二、歷史眼光

黃自說:「一個時代的藝術,就是表示一個時代的生活……我們欣賞藝術作品要有歷史眼光。」(西洋音樂進化史的鳥覽)。由於時局環境影響,當時音樂頗重實用性。所以黃自作品的另一特色,就是追求眞實、社會、通俗,以及對生活文化的反映。誠樸無飾的風格,使作品可以深入社會,引起廣大深遠的共鳴。

黃自的歷史位置

回顧黃自在歷史的位置,正値中國接觸西方樂理基礎後,摸索新路的轉捩點。黃自作品的魅力,對同儕、學生的影響,無疑對新音樂的導向有左右能力。但若因此說新音樂的章法是黃自制定,也是不正確的,就像白話文運動不可能由胡適一人促成一般。我想,黃自之於新音樂可以如此定位:

一、由於黃自在上海音專的地位,他比同時其他音樂工作者更引人注意,言論更具有代表性、影響力。

二、黃自作品的價値,在他能創造一種文化。現代許多音樂家,雖有優渥的環境作後盾,但是影響停留在一個小格局。學術作品可以學而致之,文化的形成則屬於藝術領域,是無可解釋的事了。所以今人認識黃自應於歷史背景著手,想從其作品中格出什麼道理將會徒勞無功。

三、他的作品就像胡適的《嚐試集》一樣,「典型」的意義可能重些。眞正深刻、嚴謹的作品,恐怕還是出自他的同輩或學生。但是有了一種新音樂的典型,他人創作有了可依循的方向,整體風氣受到鼓勵;向下影響國共兩區後進音樂家,橫向影響流行音樂、民族音樂改良。雖然値得回顧的黃自音樂寥寥可數,但是放眼今日中國樂壇,仍無處不黃自。

 

文字|楊忠衡 《音樂論壇》前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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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自年表

一九○四 三月廿三日生於江蘇省川沙縣。

一九二一 拜師何林一夫人學習鋼琴。

一九二二 隨王文顯夫人學習和聲與作曲。

一九二四 獲公費赴美進修,入俄亥俄州歐伯林學院攻讀心理學,並選修理論作曲和鋼琴。

一九二六 獲學士學位畢業。

一九二七 作管弦樂「懷舊」序曲悼念歐伯林學院女同學胡永馥女士。

一九二八 入耶魯大學音樂學院攻讀理論作曲。

一九二九 取道英、法、荷、義,考察各國音樂敎育後返國。受聘上海滬江大學音樂系理論作曲專任教授,兼任國立上海音專理論作曲敎授。

一九三○ 〈懷舊〉序曲由梅百器敎授(Prof. Mario Paci)指揮上海工部局交響樂團在國內首演。發表回國後第一首作品〈佛曲-目蓮救母〉,爲一男聲四部合唱曲。

一九三一 「九一八」事變後兩個月,率領學生巡迴義演「愛國歌曲演唱會」,創作了〈抗日歌〉,這是第一首合唱形式寫成的抗日愛國歌曲。

一九三二 任「音樂藝文社」總幹事,創作〈思鄕〉、〈玫瑰三願〉、〈旗正飄飄〉、〈長恨歌〉等歌曲。

一九三四 應聘爲敎育部中、小學音樂敎材編訂委員會委員。

一九三五 創作豐收的一年,計有〈卡農歌〉、〈卜算歌〉、〈採蓮謠〉、〈西風的話〉、〈畢業歌〉等著名歌曲。〈山在虛無飄渺間〉、〈長恨歌〉、〈旗正飄飄〉等歌曲灌錄唱片發行。任上海管弦樂團團長。發表〈中國音樂之起源〉、〈漢代音樂之變化〉、〈近代音樂〉等近三十篇論述。

一九三七 受聘中央文化事業計劃硏究會委員。辭去上海音專敎務主任一職,集中精力投注〈音樂史〉、〈和聲學〉敎材編寫。 創作〈熱血〉。

一九三八 積勞成疾,病逝上海紅十字會醫院,年僅三五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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