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黃自在近代中國音樂的地位是確定而又模糊的。他不是中國新音樂之父（因爲他的前人已經不少）；更不是集大成者（他短短的創作生命，也不曾寫出什麼堪稱偉大的作品）。他即不是一個好演奏家，也沒有完整有份量的著作。他三十四歲修得文學士後，才轉耶魯大學主修音樂，在今日看來，只能算半路出家。一九二九年返國到一九三八年去世，從事音樂工作不到十年，我們卻可以說他是「二十世紀前半葉中國最著名、最有影響力的作曲家和音樂敎育家」。

聯繫前後的關鍵音樂家

今天我們時時紀念他、演唱他的歌曲；但是似乎很少想過，他到底重要在哪裡？我常聯想到另一位「什麼都不是」的胡適之先生。學者們說這位先生不是文學家、不是歷史學家、不是哲學家、不是科學家、不是政治家，甚至沒寫過完整作品；但是我們卻也都知道對促成現代中國而言，他的地位無可磨滅。同樣，黃自音樂作品確實未臻成熟，但是他嚐試的新方向、思想與風格，對後世產生長久的影響。他把一種理論、一種可能性付諸實現，並蔚成風氣，塑造成一種文化。他們的重要性在位於歷史的關鍵點上，朝前朝後就什麼都不是。套句佛家的話來說，他們旣非「因」、亦非「果」，而是關繫前後的「緣」。

新音樂的起源期

西方文明的火車頭是自然科學，促成產業革命與舊體制的瓦解；中國的現代化衝擊則來自政治和軍事。所以觀察中國近代音樂的三個起源──宗敎音樂（傳敎士和太平天國）、軍樂（袁世凱）、學堂樂歌，其形成並非透過自然演進，而是出乎實際需求，與傳統音樂沒有關聯。

基督敎音樂和軍樂引進了基礎西方音樂槪念，眞正由國人自覺創作的應是「學堂樂歌」。中國現代化是爲時勢所逼，自強運動開啓洋務，百日維新把改革推到全面，尤其是學術敎育，新式學堂乃成新文化的搖籃。

知識份子如梁啓超、曾志忞，是大力鼓吹新音樂敎育的先鋒，後者甚至激進的認爲：中國音樂「無物可改良，非大破壞不可。」時勢所趨，各地學堂紛紛以粗淺的樂理寫作歌謠，不過大部份還是拿列強（如日、德）歌曲來塡詞，談不上有深度的創作。樂歌在民主革命過程發揮不小功能，但在音樂上只象徵中國接受西方樂理的可能性，至於進一步創作、普及、提昇、走出新路、乃至成爲文化，則尙待契機。直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才使新音樂前途柳暗花明。

從五四運動到蔡元培

近代中國文化的里程碑五四運動，可說是全面反傳統的思潮。前後約十年間，至少產生兩種影響：一、西化運動，二、社會主義思想抬頭。這兩種風氣都有利促成一種新的、西化的、廣爲大眾接受的新音樂。其中「新文學運動」大將蔡元培提供了最有力的具體支持。

從蔡元培到蕭友梅

一九一六年北京大學成立「北京大學音樂團」，一年後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長。在他的推動下，改組爲「北京大學音樂硏究會」，進行有計劃的課程、音樂會、以及發行雜誌。一九二○年蕭友梅學成歸國，旅即被蔡元培網羅。

蕭友梅於維新運動時期即進入廣東「時敏學堂」，接受新敎育，留學日本期間認識孫中山、廖仲愷、李叔同等，思想受影響頗鉅。後於德國萊比錫音樂院求學，被認爲是當時新音樂的第一人。一九二二年他建議把硏究會改制爲「音樂傳習所」，乃成爲中國第一所專業音樂學院。一九二七年傳習所遭奉系軍閥劉哲解散，蕭氏流亡上海。

從蕭友梅到黃自

所幸不久後北伐完成，在蔡元培的支持下，蕭成立了著名的「國立上海音專」。蕭本人學識豐富，但是音樂魅力表現平平，有人形容聽過蕭的作品後「很難相信此人在藝術歌曲之鄕德國待過」。不管白話文、白話詩，抑或是新音樂，若沒有實例證明其優越性和功能，終將成爲徒勞的實驗。所幸，一位風流倜儻的才子適時回國，爲新音樂提供令人耳目一新的氣象。他就是黃自，音專未來的敎務主任。

良好的出身

以當年中國的實況來說，黃自的出身已經很「孟德爾頌」了。父親黃培洪是維新派知識份子，曾在地方政治（縣參議副議長）、經濟（毛巾廠老闆）圈活躍。母親陸梅先是文學家，辛丑和約後，曾發憤開辦「開群女校」。黃自從小就在良好的家敎中成長，熟習詩詞音樂，對歷史、哲學、美術也別有心得。中學時在北京淸華學校擔任樂隊單簧管手，一九二三年學校音樂會上，學鋼琴不過一年的黃自，居然就上台演奏巴德雷夫斯基等人的作品。

一九二四年畢業後，黃自以公費留學到美國俄亥俄州歐柏林大學主修心理。畢業後因修習年限未到，轉到耶魯大學音樂學院專攻理論作曲，一九二九年六月發表畢業作品管弦序曲《懷舊》（這首作品據聞是爲紀念女同學胡永馥所作，號稱中國第一首管弦樂作品），由校長大衛史坦利指揮新哈文交響樂團首演。演出後大受好評，並因此獲得一筆旅歐的獎學金。

身兼數職

黃自應蕭友梅之邀回到上海音專後，可說百廢待興。以作曲組來說，除校長蕭友梅外，只有黃自一個人。他一個人就開了十幾門課，除白天上課，晚上還要處理敎務主任的諸多事務。黃自身材不高溫文儒雅，總穿一襲深色西裝，戴一付黑色眼鏡。他上課以親切仔細出名，與學生談話都用謙虛討論的態度受到學生的愛戴。學校正式課程之外，他也參與、協助各類音樂活動，是位積極參與社會的音樂家。

九一八事變，黃自親率學生至浦東宣傳抗日，同年寫下抗日歌曲中最具份量的〈抗敵歌〉。接著代表作品相繼問世：〈旗正飄飄〉、淸唱劇〈長恨歌〉、〈思鄕〉、〈玫瑰三願〉……等。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黃自創立當時中國唯一國產的管弦樂團（上海工部局樂團是外國人所辦），第一首排練曲目正是貝多芬《命運》交響曲。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事件爆發，上海淪陷，黃自因諸多原因不及離開上海。沒想到次年突然罹患傷寒，於五月九日逝世，死前一天晚上，留下一句「你（指夫人汪頤年）請醫生快來吧，我不能就此死去，我還有半部音樂史還沒有寫完！」的名言。

黃自以敎育爲己志，同時也嚐試中國音樂的前途。他的論述不多，但是觀點很明確：

一、「民族化、現代化」

代表言論是一九三四年十月廿一日「上海晨報」刊登的「怎樣才可以產生吾國民族音樂？」他說：「把西洋音樂整個搬過來墨守舊法，都是自殺政策。……至於閉關自守，只在舊樂裡翻筋斗，那麼我們祖宗一、二千年以來也翻夠了。……我們現在所要的是學西洋的音樂的方法，而利用這方法來硏究和整理我國的音樂與民謠，那麼我們就不難產生民族化的新音樂了。」

這種「民族化、現代化」的方向，可說就是數十年來中國音樂家努力的方向。各門各派儘管做法南轅北轍，大多踰越不了這種思想框架。

二、歷史眼光

黃自說：「一個時代的藝術，就是表示一個時代的生活……我們欣賞藝術作品要有歷史眼光。」（西洋音樂進化史的鳥覽）。由於時局環境影響，當時音樂頗重實用性。所以黃自作品的另一特色，就是追求眞實、社會、通俗，以及對生活文化的反映。誠樸無飾的風格，使作品可以深入社會，引起廣大深遠的共鳴。

黃自的歷史位置

回顧黃自在歷史的位置，正値中國接觸西方樂理基礎後，摸索新路的轉捩點。黃自作品的魅力，對同儕、學生的影響，無疑對新音樂的導向有左右能力。但若因此說新音樂的章法是黃自制定，也是不正確的，就像白話文運動不可能由胡適一人促成一般。我想，黃自之於新音樂可以如此定位：

一、由於黃自在上海音專的地位，他比同時其他音樂工作者更引人注意，言論更具有代表性、影響力。

二、黃自作品的價値，在他能創造一種文化。現代許多音樂家，雖有優渥的環境作後盾，但是影響停留在一個小格局。學術作品可以學而致之，文化的形成則屬於藝術領域，是無可解釋的事了。所以今人認識黃自應於歷史背景著手，想從其作品中格出什麼道理將會徒勞無功。

三、他的作品就像胡適的《嚐試集》一樣，「典型」的意義可能重些。眞正深刻、嚴謹的作品，恐怕還是出自他的同輩或學生。但是有了一種新音樂的典型，他人創作有了可依循的方向，整體風氣受到鼓勵；向下影響國共兩區後進音樂家，橫向影響流行音樂、民族音樂改良。雖然値得回顧的黃自音樂寥寥可數，但是放眼今日中國樂壇，仍無處不黃自。

文字｜楊忠衡 《音樂論壇》前副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