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台灣這麼小的地方，能在一年之內如此密集地爲一個文化傳統全方位付出這樣龐大的精力與物力，的確令人肅然。
十月間俄羅斯府會之爭演出全武行，舉世震驚，大衆傳播日夜競相報導，引起一般人對這一地區極大的注意。而在此之前，有關國人赴俄經商和旅遊，乃至於在莫斯科街頭被搶的消息也頻傳於耳，加上年來俄羅斯演藝人才登陸寶島不絕於途，本地音樂會以俄羅斯爲主題又連連推出，使我們的社會好像染上了「俄羅斯熱」，只缺大飯店的俄羅斯美食節和百貨公司的俄羅斯商品展來共襄盛舉。但比起美國一九八五年的「印度節」和一九九〇年的「印尼節」並不遜色，所以我們可以自誇有了一個「俄羅斯文化年」。
自從元月俄國高爾基劇團來訪開始，台灣（尤其台北）的俄羅斯樂舞節目就令人應接不暇。無巧不成書，今年適逢俄羅斯大作曲家柴可夫斯基（1840-1893）逝世一百周年，兩廳院安排了一系列的「向柴可夫斯基致敬」的活動，有本地及外來音樂家的演出、相關的樂舞與文化的講座、無數的影碟欣賞等等。聯合實驗管弦樂團、台北獨奏家室內樂團、台北愛樂室內及管弦樂團等也分別有專題音樂會。而台北市交響樂團更大手筆地從九月起在台北市藝術季中推出五場「俄羅斯之夜」音樂會，再以新西伯利亞國家芭蕾舞團的《天鵝湖》作爲年度的壓軸，連平常比較不受重視的民族歌舞也分享了一點光輝。可惜原定十月中旬來台的俄羅斯紅星紅軍合唱舞蹈團因政局丕變不能成行；十月中旬的韃捷斯坦國家舞蹈團（前蘇聯共和國之一，勉強歸類）則幾經波折而至，其他中、小型的演出還不計其數。以台灣這麼小的地方，能在一年之內如此密集地爲一個文化傳統全方位付出這樣龐大的物力與精力，的確令人肅然。
俄羅斯在十七世紀末經彼得大帝引進西歐制度，從政治、經濟、軍事、敎育等各方面勵精圖治，終於濟身世界強國之林。其新的音樂文化也能植根於傳統，融入西歐技法而獨自形成有特色的一派。這一點可以從十八世紀俄人之模仿義大利及德、奧風格而在十九世紀脫穎而出，有別於西歐看出。從俄羅斯音樂之父格林卡（Mikhail Glinka, 1804-1857）算起，至今一百多年間產生了衆多優秀的作曲、指揮、表演、編舞人才，深受世界敬仰，又在世紀之末飛越千山萬水來到台灣，備受禮遇和愛戴。這不能不歸因於其人民的努力和文化的成熟。在該地政局動盪，生活困苦的今天，他們的老百姓或許可以因此獲得一些精神上的慰藉和驕傲吧。
中、俄兩個民族古代都有過漫長的封建專制，近代都有借鏡於西歐以求革新的經驗，現代又都經歷了夢魘般的政治風暴，相同的境遇不勝枚舉，但結果則不盡然一樣。中國從十九世紀後期開始的一連串革新圖強措施也有一百年多了，在音樂這一方面，即使撇開淸未民初學堂樂歌的啓蒙時期，而從中國現代音樂敎育之父蕭友梅（1894-1940）於一九一九年在北京大學創立音樂硏究會（音樂傳習所前身）算起，我們的現代音樂也有七十多年了，但經常還是在傳統與創新，土本與外來的兩極意識型態上翻來覆去，但願不要再等七十多年才能在莫斯科受到同等的禮遇。
文字｜韓國鐄 北伊利諾大學音樂系教授、國立藝術學院傳統藝術研究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