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公貴冑、巨富商賈……歷史上多少「天之驕子」盡付東流，唯曹氏父子於權奸、於詩心、於人性的水火激盪中，留下永世追索的縋梯。在郭啓宏的詩筆下，曹氏一脈《天之驕子》則「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於蝕骨溶岩般的情節流波中，劇作家詩心所安放的，卻是在釋、道、禪味的語境中。
在當今的大陸劇壇中，活躍著幾位極具詩人氣質的劇作家，把他們稱作詩人、把他們的作品稱爲劇詩，當毫無愧色。郭啓宏就是這樣的一位劇作家。他素以文采淸麗、情思悠遠見長。他的劇作，詞警意豐，人物飽滿，讀之如黃壚買醉，不覺醺然。
藉歷史人物苦求詩意
在他的三十餘部劇作中，我尤其喜愛《南唐遺事》、《李白》和《天之驕子》。這不僅因爲是詩人寫詩人，寫來得心應手，詩意盎然；更因爲它們透過詩與政治、詩心與權術的永恆矛盾與衝突，呈現出在一個缺少詩意的社會中苦求詩意者艱難的人生處境與文化意義。
《南唐遺事》和《李白》都寫得極有才氣。前者寫亡國之君的悲情，而恰恰正是這痛切肌膚的家國之悲，成就了一個大詞人。天道不公和人在天道中的沉淪，反使一個富貴風流的帝王施展了無盡的詩才。後者寫傲氣俠骨的大詩人的盛世之悲。亢志立名、不求小官、以當世之務自傲的詩人，偏偏懷才不遇，報國無門，功名之心屢遭破滅。人道不公以及天道與人道的尖銳對立，使一生都徘徊在游宦與游仙之間的游子，在現實政治與神仙勝境的一再失落中，鍛鑄了中國文人至今仍難以解脫、難以割捨的悲劇意識。
隨著年齡、閱歷、學識的增長，郭啓宏的作品越顯深沉玄遠，通達放曠而情有所偏，憂時傷世而詩心未改。《天之驕子》呈露了郭啓宏對歷史評價與審美評價認識的深化，以及對歷史、對歷史人物、對嚴酷現實與美好理想的牴觸，情感的矛盾與評價的兩難。
《天之驕子》寫漢末魏初，一代奸雄曹操臨終前確立太子的艱難選擇，以及曹氏兄弟爭奪王位的恩怨仇殺，敷演了一齣千秋悲愴的七步賦詩、箕豆相煎的活劇……。作者的情感顯然是傾向於曹植一邊，但這種深切的同情與眷戀並沒有導致對曹丕的矮化。較之《南唐遺事》中的趙匡胤、《李白》中的李璘、惠仲明或宋康祥，曹丕的藝術形像要豐滿、立體得多。與作者心愛的詩人較量的，已不再是單向度的平面化人物，即便從審美的角度看也是勢均力敵、難分軒輊的強手。無疑的，一個複雜的、有血有肉的曹丕形像，一個超越簡單的是／非、善／惡、美／醜兩元對立的封建帝王，是郭啓宏對戲劇舞台不可小視的貢獻。
奪權曹丕，也是被壓在車輪下的活人
郭啓宏在〈我寫《天之驕子》〉中說：「只有不明事理的劇作家才會把曹丕描繪成一個沒有人性的陰謀家，斥責他爲攫取權力使用的種種謀略和手段。」又說：「歷史劇中，歷史的是非的評判不能替代道德的美惡的評判。因此衡量歷史人物，道德的尺度同樣必不可少。」誠然，社會的發展，歷史的進步，首先是實利的、物質性的。歷史巨輪轟轟向前，碾壓過無數高貴或卑賤的尸身，噴濺起如注如絲的殷紅鮮血，不屑顧及道德的戒律，也無暇打量美學的標準。歷代詩人悲憤的天問，對殘忍無情的歷史、天道的難以理解和難以接受，隱含了「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的深深懷疑與人生非詩的沉痛。當代藝術家同樣困惑於歷史的冷峻與嚴酷，不願相信作爲終極目標的美善在歷史的功利選擇面前的軟弱無力與不堪一擊。所不同的是，越來越多的當代藝術家，在批判歷史的暴力與血腥的同時，敢於面對旣存的酷烈與殘忍，相信歷史的奇詭與殘忍所隱含的法則，超越任何偉大或渺小的個人存在。「天若有情天亦老」、「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人在承擔起宇宙歷史人生的重負時，無法不正視歷史無情周轉的合理性。
末尾，曹氏父子的心靈對話給人留下了深深的思索。漳河之上，疑塚之間，曹操這位叱咤一生的亂世英豪，在敢於公然禪帝、以魏代漢的長子面前，也不得不甘拜下風。曹丕的七步成詩，雖係作者虛構，卻也是這位寫過如泣如訴的《燕歌行》和開文學批評風氣之先的《典論．論文》的才子，所可能有的。文采與謀略兼備一身，親情與權位相互衝蕩，把一個帝王的善善惡惡，一個封建家族的是是非非，寫得入骨三分。在曹丕身上，冷酷的政治目標並未泯滅偶爾一現的兄弟親情。然而對一個背靠血緣宗族社會、時時顧忌終始之變的掌權者來說，偶爾一現的兄弟親情已是政治祭壇上過份奢侈的供品。正如曹丕自己所感嘆過的那樣，他「不只是一隻皇權的車輪」，「也是被壓在車輪下的一個活人」。權力者的無情與權力者的無奈，揭示了權力的冷酷本性，也揭示了這種冷酷本性對權力者的必然約束，使得一切僅僅以善惡評判歷史的聲音變得那樣孱弱、那樣空泛，同時也使一切把權力者打扮成善男信女的吹鼓手顯得那麼虛假、那麼無聊。無論在劇作中還是在舞台上，曹丕形像都較曹植更豐滿、更具人格力量。這樣的結果，或許是作者所始料不及。然而恰恰正是在這一點上，顯露了作者理性認識與情感取向的複雜矛盾以及審美轉向的某種信息。
無力爭帝，曹植向詩求釋
表現詩人不能不表現詩。在舞台上表現詩不等於是對詩歌作品的直接吟誦，更常見的方式是將詩人格化，以詩人個性的眞率和情感的眞率去表現詩的眞率。曹植少年任氣，鋒芒畢露，有政治家的才氣而無政治家的權術，這正是曹操深爲之惋惜的原因。《天之驕子》描繪了他在楊修被殺之後仍然坦誠地承認自己的舉措是聽從了楊修的主意。曹丕在他完全無力爭位之後偶爾的親情流露，他卻誤將君臣當兄弟，天眞地以爲獻刀足以表白自己的忠心。然而歷史一次次地嘲弄了詩人的眞率，前者使他失去繼位的機緣，後者差一點招來殺身之禍。政治非詩，政治權力排斥詩。詩對現實的批判、對理想的追求，必然與現實政治、與統治權力格格不入。眞率的詩人在政治上的失落，幾乎成了一種歷史的宿命。在曹植之前有賈誼等，在曹植之後有陳子昻、李白……他們無一不是因政治理想的失落而成就了赫赫詩名。
雖說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把詩文提昇到「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高度，但詩文在現實生活中的實際份量仍令人可疑。至少對落生在帝王之家的曹植來說，重要的仍然是立功而非立言。在《天之驕子》一劇中，他萌生「我這後半生，就交給詩文吧」，是在無力爭位且誤信兄弟親情之時；曹操勸他「當詩人吧，何必當帝王」，是在曹彰已死、毫無成就大事之可能之後；而七步成詩的美名，更是以逼殺生命爲代價。因此，曹植的當詩人，其實是功名失敗之後退而求其次的不得已之舉，是通過價値轉換以獲得心理補償的自慰。這樣看來，全劇行將結束之時，他在詩魂、衆精靈簇擁之下，欣欣然地說出慧懃禪師「桃花紅、李花白，誰說花開都一個顏色」（桃花紅、李花白，誰道融融只一色？）的禪語，千古大詩人忽然幻化成一個仙心道骨的詩仙，便一半是人物的無奈，一半是劇作家的美化。
淡泊人世，唯詩熱
在曹植的詩作中，確實也有不少如《飛天行》、《仙人篇》一類的游仙詩，然而寫過《辨道論》、斥責方士虛妄的詩人，並不眞心相信飛升。游仙只不過是他的心靈在極端痛苦時尋求解脫的自我麻痺與掙扎。引人注目的，倒不是劇中詩人的釋道情懷，而是現實詩人──劇作者對莊老佛禪的日漸迷戀。這在一九九一年完稿的《李白》中，已略見端倪。全劇至少有三個人物與道敎有關，但避世之心尙淡。騰空子雖是女道士，但她卻以道入世，俗心未死；而來無蹤、去無影的吳筠道士，雖說是作爲熱心功名的李白的對應而存在，但恰恰也是他在天寶年間舉薦李白入朝問官；只有宗氏夫人最終選擇到廬山屛風疊入道，深切地體悟到「聚也是散、散也是聚」的禪境。然而到了《天之驕子》，作者不僅借曹操之口，說出「可以作樑的作樑，可以作柱的作柱，不能作樑不能作柱的可以作柴燒」的禪語，而且在功成名就的曹氏父子看來，人世間不過是個四面皆空，兩頭走路的小小茶亭，歷史猶如曹操欺誆世人而撒落在漳河兩岸的七十二個假墳頭。毫無疑問，這其中包含著劇作家從自身經歷所體悟的深切感受和日趨淡泊的人生態度，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當代中國文化人揮之不去的悲劇意識和對悲劇意識的消解。然而自屈、莊之後，合天人、齊萬物的博大精神，日漸蛻化爲泯是非、滅眞假的虛無。對悲劇意識的消解從來也不曾眞正地減輕中國知識份子的心靈重負與文化困境。
不管詩在現實生活中是怎樣一再地跌落，郭啓宏依然相信詩是人類的一種境界、一種追求，依然對詩傾注了無限的熱情。郭啓宏對他筆下的詩人的偏愛和對詩的信心，還可以從詩人總是獲得美麗的女性的愛戴與傾慕這一點表現出來。在《南唐遺事》中有周娥皇、周玉英姊妹倆，在《李白》中有騰空子和宗琰，在《天之驕子》中有甄氏和阿鸞。只可惜劇作者對甄氏形像的塑造有些游移不定，在嫂嫂同小叔子的親情之愛與男女之愛的有意含混中，本來所可能有的將美麗的女性作爲詩的象徵、從而建立起全劇深層結構的努力，被極大地沖淡了。
文字｜林克歡 中國青年藝術劇院文學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