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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史蘭倩絲卡的《琴緣一生》談起

台灣古典音樂的聽衆極大多數是從聽唱片開始的,然而「唱片」這個產品,雖然普及了古典音樂,卻也往往誤導了聽衆對音樂的認知與感受。史蘭情絲卡三十多年來不肯進錄音間錄製唱片,是有她的信念與堅持的……

台灣古典音樂的聽衆極大多數是從聽唱片開始的,然而「唱片」這個產品,雖然普及了古典音樂,卻也往往誤導了聽衆對音樂的認知與感受。史蘭情絲卡三十多年來不肯進錄音間錄製唱片,是有她的信念與堅持的……

《琴緣一生》是鋼琴家史蘭倩絲卡(Ruth Slenczyska)女士一張新CD的名稱。這個時代,出版一張CD算不了什麼,稀奇的是她在拒絕錄音三十多年之後,選擇一九九四年三月四日在台北演出後的現場錄音,在台北發行。而這張CD卻只是那一場音樂會的部分而已。

大師?沒「聽」過!

回想起當初史蘭倩絲卡在一九八八年三月七日在台北國家音樂廳演出前的「揷曲」仍然令我感慨莫名。誠如一九八〇年美國的《民主日報》News-Democrat中的一篇專訪中所說:

「認不認識她端賴你在那個圈子,所有音樂圈的人士都認識她。在音樂界裡,史蘭倩絲卡女士是人盡皆知的。她可以成爲一個非常受歡迎的名音樂家,但卻不那樣做。這裡有許多人只知道她是國内知名的鋼琴家,卻不知道她也名聞國際。」

早在一九六九年初到美國時,當時的鋼琴老師就要我硏讀一本史蘭倩絲卡女士所寫的《在指尖下的音樂》Music at your Fingertips。之後陸陸續續地知道她的生平、師承、與拉赫曼尼諾夫以及二十世紀初、中期傳奇鋼琴人物的關係,當然最令我著迷的是聆聽她的演出。在美國前後十二年中,只要是音樂圈內的人,提起「史蘭倩絲卡」很少有人不知道的,雖然她的名字很少在媒體上出現;她的唱片也只能在我紐約一位唱片收藏家的朋友陳卓惠(Harry Chin)的家中才能找得到。可是在我的印象中,「史蘭倩絲卡」卻是個對音樂眞誠、實實在在的音樂家。

「揷曲」是這樣的:早在民國七十六年間,我就「風聞」史蘭倩絲卡要來台灣演出的消息,可是卻總是只風聞其聲而不見其影。直到有一天,想促成其事的王老師吿訴我,她與「國家音樂廳」承辦單位接觸洽商時所遭遇到的挫折。承辦單位的那位負責人硬是不肯將史蘭倩絲卡的資料送到「評議委員會」,理由是「從沒聽過這個人的名字!」以及「她又不是霍洛維茲(Vladimir Horowitz, 1904-1989),又不是阿胥肯納吉(Vladimir Ashkenazy, 1937-),幹嘛要替她主辦?」這種荒謬的理由,竟然會出自於承辦全國最高音樂殿堂的「專業人員」之口,眞使人難以置信。幾經波折後,終於在「評議委員」強力推薦下,史蘭倩絲卡才得以在民國七十七年三月七日在「國家音樂廳」演出,那場音樂會的觀衆多達九成,在演出完了以後,觀衆熱情的掌聲久久不竭。

然而演奏會後卻出現兩篇反應截然不同的「樂評」。一篇是由音樂愛好者出身的「樂評家」所寫的評論,內容是說史蘭倩絲卡的「琴藝」直如敲鋼打鐵,毫無「音樂」可言,結尾還斬釘斷鐵地說:

「聽這場超技演奏會會有收穫,只是愛樂者不可忘了:『琴技』不等於『琴藝』,『鋼琴運動員』不等於『鋼琴家』」。

另一篇則是由一位鋼琴家所寫的,除了有較令人信服也較中肯的評語外,還有一段發人深醒的話:

「難得的是,雖然史氏自四歲即登台演出,但她的藝術活力仍新鮮逼人,澎湃的激情獨成一格,毫無一般職業演奏家的倦怠感。

我覺得非常幸運的是,能在台北聽到這麼一位與衆不同,在三千多場演奏會之後,仍能慷慨激昻的眞正藝術家。」

自從民國七十七年到八十三年間,史蘭倩絲卡前後來台灣演出四次,每次都有不錯的「票房」表現。從「從來沒有聽過這個人」、兩極化的評論,到現在台灣音樂媒體因爲她的CD而幾乎一面倒地在稱讚她。這個轉變實在耐人尋味。(雖然史蘭倩絲卡本人可能根本不在意這種轉變。)

每一場音樂會都是全新的演出

台灣古典音樂的聽衆極大多數是從聽唱片開始的,然而「唱片」這個產品,雖然普及了古典音樂,卻也往往誤導了聽衆對音樂的認知與感受。史蘭倩絲卡三十多年來不肯進錄音間錄製唱片,是有她的信念與堅持的。她曾說:

「除了灌錄唱片,一個完全的鋼琴家一定還要有音樂會,然而每一場音樂會對他來説都得像第一次演出般地用心,他得不斷強迫自己嘗試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如速度的快慢)來詮釋一部作品。即使是彈同一部鋼琴,我也會在同一天裡試著以三種不同的方式彈奏一首作品。」

「唱片無法完全保留住音樂最奇妙的地方。在一個封閉的狹小空間裡是彈不出音樂的靈魂,因爲那兒沒有聽衆立即的互動與交流,聽衆的回響也是音樂最重要的元素之一。我是一個演奏家,我會依照各種不同狀況調整自己的情緒;但是如果我彈奏的對象是一個懂音樂的人時,演出的效果會比平常還要精采……」

「我從不到處宣揚自己彈得有多棒。或許我這次可以彈得不錯,但是下一回會有失常也説不定。每一場音樂會對我來説都是一次挑戰,每一場音樂會對我來説都是最重要的演出,我對於每一場音樂會演出都抱持同樣的態度。」

這種認知與信念也是一些音樂大師,如富特范格勒(Wilhelm Furtwangler, 1886-1954)、穆拉文斯基(Yevgeny Mravinsky, 1903-1988)、或傑利畢達克(Ser-giu Celibidache, 1912-1996)等人的堅持。無可否認的,一九七〇年代以來隨著傳播媒體的日益強勢以及音樂唱片的日益商業化,改變了人們音樂生活的習性。許多未曾錄音或很少錄音的音樂家們,逐漸被人們淡忘,甚至被遺忘。富特范格勒、穆拉文斯基兩人如果不是在生前還有一些演奏會的現場錄音被唱片商以包裝「商品」的方式流入「市場」,台灣的音樂愛好者大概沒幾個會知道他們。而傑利畢達克如果不是在生前的最後兩年帶領「慕尼黑交響樂團」來過台北,在台灣媒體上大大地出了一陣鋒頭,相信台灣的音樂愛好者對「傑利畢達克」這個名字,大部分也是了無概念。只是這些以音樂作爲其表現生命意義,對音樂執著、對音樂忠誠的大師們,又有那幾個會介意呢?

 

文字|張己任  東吳大學音樂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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