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者堆砌一些「顚覆」、「符號」時，是否了解自己眞正想要質疑的對象、內容在哪裡？我肯定評論者的善意，但旣涉及「西方現代劇場美學」與「劇場的本土觀」的辯證，就必須提出問題來探討，否則，以後談本土，就可以天馬行空、隨心所欲，勢必模糊本土所要訴求的意涵。
「開店不驚人食，做戲不驚人看」，作一齣戲，面對無數的觀衆，人多嘴雜，「全方位」的意見不斷，不但不是壞事，反而是千金難買的美事。試想那麼多人願意爲你對舞台的一些想法看得入神、感動或者生氣、打瞌睡；看完之後，意猶未盡，還講得有個「八」字，豈非生平最大樂事。
觀衆有權對所觀賞的戲提出看法，大至戲劇結構小至一個小道具，一句台詞，抒發己見，毫不犯法。劇評家發表劇評更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職責，攸關國家文化命脈，一百個人可以發表九十九種看法。然而，評論是否中肯，「飮水」的戲劇創作者，是冷是暖點滴在心頭。沒來由的褒貶總會讓作者感到烏魯木齊，不知所措，有人說台灣的劇評不是寫給創作者看，而是寫給觀衆看的，似乎一點也不錯，劇評寫歸寫，被刺激到的好像也不是創作者。
P.C.正確仍不夠，劇場美學標準何在？
近幾年台灣的文化批評漸有起色，寫劇評從主觀感覺出發，想說就說，不太會有捧場式的評論，這是可喜的現象，只是目前劇評寫得好的也常是創作者，不是編劇，就是導演，或者編導演一把抓，他們對劇場有一定的看法，也各有所好，不但把價値判斷具體印證在戲劇創作上，也會用他們所熟悉、嚮往的劇場經驗去衡量他人作品，並據以完成他們的評論。
台灣劇場走到今日，劇場美學標準何在？値得商榷與討論。太多的人把台灣劇場存在的一些面象視爲理所當然，有關台灣主體劇場美學觀的建構，包括本土題材的起用，表演方法的嘗試則意義不大，頂多只會用一句半稱許半揶揄的「政治意識正確」（politically correct）！就一個戲劇創作者──特別是希望台灣本土劇場也能在台灣現代劇場中占一席之地的人而言，單靠P.C.正確，無太大意義，重要的是戲能不能做好，將來要如何修改。這方面需要觀衆，特別是劇評家的意見，也需要創作者的反省。
我這次爲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系編、導的《紅旗、白旗、阿罩霧》引發不少討論，除了「劇場界」人士從不同的立場引申他們的觀點，還有一些藝文界人士與觀衆針對這齣戲的題材、動機、史實、語言加以評論，這原是我所預期與盼望，儘管他們的評論有褒有貶，基本上我都很樂意看到，也很感謝他們的意見。
當然，看到「近年最重要的演出之一」的話會不免滿心歡喜，自我「陶醉」一番，對某些劇評對劇本結構、人物造型與月琴手處理方式的討論，儘管不盡同意他們的觀點，也會反躬自省，甚至茅塞頓開，發現自己那時怎麼那樣笨。
但是我對一篇評論有些話要說。有一位劇場工作者撰文發表評論，一方面稱讚《紅》劇對歷史「還原」的「可貴」貢獻，「實在已是近年難得佳作」；但另方面卻又指責這齣戲的「歷史盲點」在於「從屬於強勢的西方現代劇場美學之下，宛如在玻璃帷幕大廈中擺設的仿明傢具；或是在TOYOA廣吿中所出現如異國情調的九份風景，點出所謂『本土』已被懷舊化、神聖化所異化爲『過去的時光』，區分出西方→現代，本土→不現代的二元刻板印象，使得《紅》劇中的月琴雜念、車鼓陣頭、進香巒轎與子弟戲、占卜，僅僅成爲一種復古的符號，失去再基進的可能性與顚覆西方劇場結構的有力因素。」（見五月二十七日《自由時報》陳梅毛，<得之於歷史的復活，失之於劇場的本土觀>）這樣的文字，似乎是長篇論述、分析之後才會有的結論，可是這篇文章批評差不多就這些意見，誰看得懂這段話在說什麼？我甚至懷疑評論者堆砌一些「顚覆」、「符號」時，是否了解自己眞正想要質疑的對象、內容在哪裡？我肯定評論者的善意，但旣涉及「西方現代劇場美學」與「劇場的本土觀」的辯證，就必須提出問題來探討，否則，以後談本土，就可以天馬行空、隨心所欲，勢必模糊本土所要訴求的意涵。
建立本土觀的劇評文化
其實，何謂《紅》劇是否具本土觀，可以討論，技術劇場（燈光、服裝、舞台）部分是否妥善，也可以指正；劇中使用方言、迎媽祖、跳車鼓，說穿了沒什麼大學問，主要是「劇情需要」，當時民衆的生活、娛樂層面在此，與整齣戲的場景設計也脫離不了干係，每個劇作者都有自己的劇場方法，也有自己的劇場風格，我不會使用電子琴花車、吉他、飆舞這類符號來「顚覆」反映十九世紀台灣民衆生活的戲劇，只會根據眞實情境，把一些民俗、曲藝運用在戲劇之中，作爲劇情的一部分。所以，出現在舞台上的迎神隊伍、車鼓、月琴得不得當？有無效果？演員表演得如何？當然可以批評，但與它算不算「本土」有何關係？一齣戲劇不是用車鼓、迎神就可有「本土觀」，當然也不是使用這些元素就破壞「本土觀」，《紅》劇固然與近代台灣史有關，但不是一部舖陳台灣千百年歷史的舞台劇，我不明白何以會產生「切換不出對劇場自身的歷史認識」這樣的大問題，也無法理解「本土」神聖性之所由生，及其所由滅？迷惑之餘，只能佩服評論者豐富的聯想力了。
據說，烏魯木齊大道將是繼凱達格蘭大道之後，被台北市政府「正名」的第二條大路，代表外來文化對台北都會曾有的影響，與其所產生的癥候群。它的地位適中，爲台北市民到國家劇院、社敎館、國父紀念館觀看表演的必經之路。在烏齊木齊大道隨時發表感言，有訓練腦力兼舒解疲勞的功效。不過在做《紅》劇的一陣忙亂之後，獨自走在烏魯木齊大道，回想近日衆多的評論文字，欣喜與感激之餘，還是覺得十分霧刹刹，似乎印證某位劇評家所謂台灣要發展現代劇場，還有漫長的路要走！同樣地，台灣要建立本土觀的劇評文化，也眞還有得期待！
文字｜邱坤良 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