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以後，香港人，甚至不再確定以後還可不可以公開集會遊行。我們隔岸觀火，實在沒有資格質疑香港人作的任何選擇。香港人那麼健忘嗎？未必見得。他們只是知道有耐心一點、等的久一點，總會在這片豐饒的土地上找著機會。
五月在關渡，國立藝術學院的戲劇廳裡，看過戲劇系師生夏季公演的《記得香港》，因爲看戲而被激起的情緒一直持續了下來──
六月底的時日我又到香港。今年年初恰好也在香港，參加「進念二十面體」榮念曾辦的兩岸三地「一桌兩椅」的展演活動。其實這一年間，總共去了香港五、六趟，心裡有些不捨的什麼。每次離開啓德機場，望著機翼底下繁星點點的燈火，都殷切地想要記得什麼，深怕下次來的時刻，就不再能夠印證……
我究竟要印證什麼？
七月初回到台北，很罕見地，對中國時報〈人間版〉上的一篇文章，寫了一篇同樣見諸〈人間版〉的回應。平日是個疏懶的人，報上的文字過目而已，即使有不同意見，通常轉瞬即忘。提起筆寫出不以爲然的看法，必定因爲原來有些極其難以釋懷的什麼。
不以爲然的是一篇叫作《拜拜香港》的文章，長駐香港的日本籍專欄作家新井一二三在其中寫著：經過九七回歸的變局，香港的靈魂已經死了。
六四的歷史意義
放在歷史的長河裡，我卻認爲香港的靈魂只會愈益深沈周折，香港像攀籐一樣的生命力只會愈益柔韌婉轉。
才不相信香港的靈魂已經死了，那是一種過分誇張的誇張語法。
另一方面，作爲一名認眞的觀衆，看完《記得香港》這齣戲後，由衷地讚賞編導汪其楣女士多麼努力營造細膩又流暢的美感以及敍事手法上她有所堅持、有所實驗的創意之餘，我卻認爲《記得香港》開始與結束時候的六四抗議場景，多少凸顯了那事件在香港人心目中所代表的意義。
但是歷史確實又充滿了弔詭性。如果把一九八四年中央聯合聲明與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年份對調，英國在談判桌上或許擁有更多的發言權，或許找到更多藉口去延後歸還的期限──
這麼看，對今天香港人切身的命運來說，六四發生在哪一年，確實又是非常關鍵性的嚴肅議題。
而我反覆在想的，倒是戲裡開始與結束「六四」場景，對從黃得雲到黃蝶娘的女性主題所象徵香港的陰柔生命力，是一回的偏離？還是提供了多一層次的反思？
香港非政治的大環境之下（無論是不是金耀基先生說的「行政吸納政治」的原因，以行動所凝聚的熱情看），「六四」確實是一個變調。在那之前，在那之後，香港從來沒有那麼政治過、也沒有那麼熱情過。
藉著聲援「六四」的活動，香港向國際、特別是對註定要回歸的祖國表述了對民主的堅定嚮往，以及對坦克催毀人權的激越不滿，只是表述過了之後，這新習得的政治抗議語彙，隨著九七的逼近，愈來愈被驅趕到香港人記憶的邊陲。
香港人的選擇
正好像偌大的一個香港島，哪會容不下一個民主自由的紀念碑？目前，絕大多數香港人只以最溫婉的方式，淡淡地表達他們的意見，不成，也就不再堅持下去。
作爲旁觀的外人，我們大可以質疑，聲援六四的行動力哪裡去了？
香港人聲援六四，一方面是爭取與香港未來息息相關的民主自由空間；更重要的是當時在港英政府的保護傘之下，聲援六四不但不會帶來立即的危險，亦是具有正當性的合法集會遊行。
今年七月以後，香港人不再確定還可不可以公開紀念六四，甚至不再確定以後還可不可以公開集會遊行。
我們隔岸觀火，實在沒有資格質疑香港人作的任何選擇。但在我這個旁觀的外人眼裏，如果要比較的話，香港人不像台灣人，他們更淸楚地知道本身的機會在哪裡，値此關鍵的時刻，經濟上的利益才是誘餌，絕大多數人不去以卵擊石，不在政治上爭取說話的空間。
施叔靑女士原著香港三部曲之二《徧山洋紫荆》的結尾寫的再淸楚不過：
「一個風淸日朗的午後，幾經王福慫恿，黃得雲又一次由兒子黃理査陪著搭渡輪過海到九龍看火車，她沿著尖沙咀往下走，多時不見，油麻地、大角咀淺海的區域已被泥沙塡平，突出廣闊的地面，把海趕得遠遠的……」
「把海趕得遠遠的」，與海爭地，一直是香港的機會所寄。至於黃得雲一家的發跡，仰仗的還是新塡得的土地：
「……黃得雲從隱密的箱籠底取出一筆爲數頗爲可觀的私蓄，加上變賣多年攢下的珠寶玉翠，湊足一個大整數，交給兒子黃理査，叫他去投資房地產生意。黃理査捧著母親的全部家當，又以百分之十的年息從馬臣士大班借來一筆貸款，當做訂金，冒了風險買下平生第一塊地──油麻地距離鐵路不遠的新塡地。黃得雲憑著她與生俱來，最近才被發覺出來的商業眼光，直覺地看好油麻地新塡地一帶日後的發展。」
史密斯、屈亞柄、西恩修洛……這些過往的男人在黃得雲身上烙下了他們的印痕，姜俠魂也給了黃得雲關於一個英雄身影的夢想。他們一一遠颺之後，黃得雲卻註定了靠著她對土地的直覺──那是一種生意眼光──倖存下去，她陰柔的生命力像攀籐一樣、像洋紫荆花一樣，在岩石的縫隙也可以靜靜地茁長增生。
陰柔的生命力
這個角度看，黃得雲如同亂世佳人裡的郝思嘉，她最可以倚仗的東西就是脚下的土地，她選擇不回去東莞故鄕，正因爲她抱持著脚下的土地不只讓她倖存──而且終於讓她綿延繁茂的信念。
爲了將來未限量的機會，陰柔的生命力懂得蟄伏的規律：黃得雲在學做當押生意時無論人們在背後說長道短，她自顧自「拿眉筆把兩道眉畫濃，增添幾分老成」。再比喩香港的今天，全島上另一個最成功的女人也很懂得委曲求全的道理：無論陳方安生個人喜不喜歡回歸中國的安排，儘管她在六月中才說了一些日後要違背良心，她寧可辭職的逆耳話語，香港民衆暱稱「陳太」的布政司，七月一日的盛會仍然穿上喜氣洋洋的朱紅旗袍，笑容可掏的在大家面前歡慶回歸了。
不只陳方安生，全香港的公務員這一刻都有些無所適從，遇到講北京話的更有些忍氣呑聲，不只公務員，目前大多數香港人都抱著一顆惴惴難安的心……
七月一日凌晨解放軍進城。那是一樣的強兵壓境啊，幾乎沒有香港人刻意再提起與六四解放軍進城可能發生的聯想。
香港人那麼健忘嗎？未必見得。他們只是知道有耐心一點、等的久一點，總會在這片豐饒的土地上找著機會，像《侏羅紀公園》裡的那句話：“Nature finds its way”香港人的“Nature”就是他們如同天性一樣的機會主義的直覺。
像黃蝶娘那樣的年輕一代，尤其不會死守著六四的記憶，她們較黃得雲那樣的上一代更有彈性，也更知道如何佔盡先機地存活。敏銳的各種觸覺與豐富的國際知識將保證她們柔韌的生命力比六四長久，也比政權長久。
再回到《記得香港》戲裡，如果終於是一部有關香港的史詩，六四的記憶只是黃蝶娘生命中一個揷句。看穿了國家有猙獰的面目，反而更能夠像隻黃翅粉蝶一樣翩韆飛舞、來去自如。因此戲還沒完，歷史特意留下了寬廣的舞台，有關她的篇章正等著爲這齣戲殫精竭慮的編導繼續揮灑。
文字｜平路 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