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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極端藝術現象之二──極端政治

「機智」當道的時代,「嚴肅」消退,於是遂有了一種在今日世界上已愈來愈普通的藝術文化極端現象;那就是日益被邊緣化的藝術創作者們,急躁的以各種簡單、直接,甚至非藝術的方式企圖重新進入社會。

「機智」當道的時代,「嚴肅」消退,於是遂有了一種在今日世界上已愈來愈普通的藝術文化極端現象;那就是日益被邊緣化的藝術創作者們,急躁的以各種簡單、直接,甚至非藝術的方式企圖重新進入社會。

一九九七開年,台灣最重要的文化現象即是報紙副刊的或者停止,或者變得更加大衆娛樂化。輕薄短小的揷科打諢,所謂「後後現代」式的小尖酸刻薄及小聰明滑溜已愈來愈成爲新的主流文化價値及呈現方式。

這是個「嚴肅」隱退的時代。當時才女蘇姍桑塔(Susan Sangag)曾經談過自己的作品。她說道:「我的作品標誌著未來藝術家的主要角色,那就是讓嚴肅感繼續被保存下來,藝術家必須瞭解到二十世紀末,嚴肅感已遇到了麻煩。」美國學者德蕾莎.艾柏特(Theresa L. Ebert)說過,在當代的文化心情和氣氛裡有一種被稱爲「好玩的後現代主義」(Ludic postmodernism)。「好玩」意謂著不再有時間意識後的樂趣,也解消掉一切的沉重,因而遂只剩下呈現和表演的「機智」。「機智」(wit)已成爲當代文化的最大特徵。「機智」當道的時代,「嚴肅」消退,於是遂有了一種在今日世界上已愈來愈普通的藝術文化極端現象;那就是日益被邊緣化的藝術創作者們,急躁的以各種簡單、直接,甚至非藝術的方式企圖重新進入社會。美國芝加哥藝術學院敎務長兼藝術敎授卡洛貝克(Carol Becker)在近著〈論戰區:藝術、體制、性別曁焦慮論文集〉裡,就對這個問題做了深刻的反省。

藝術家成了政治運動家

他指出,近代藝術敎育並未能使得藝術工作者們對社會和世界有足夠的掌握能力,因而當他們企圖表現政治時,遂經常以一種在社會上都已不存在或不使用的方式來呈現。「此類作品的信息非常簡單無知、敎條化、片面性、依靠作品予人的震驚效果而發生作用,因而很難讓藝術世界外面的人群產生共鳴。」而更嚴重的,則是藝術家們長期以來習慣於天眞的所謂藝術自由觀念,「因而不能在表現的需要,整體理念的探索,藝術的想像,以及想要表達及如何表達間做出最好的選擇。因而當作品的政治效果引起嚴肅的爭論,他們也就簡單的將一切視爲是對藝術自由的侵害。」

卡洛貝克指出,具有政治意含的藝術作品,要點在於藉著對藝術文本的理解而影響到觀念思想的改變,但對當代許多藝術工作者,從畫家、攝影家、表演藝術工作者,「企圖創作一種在政治上有效的作品,經常只不過使他們產生一種慾望,簡化的不只是形式,甚至也包括內容的簡單白話,它所承載的信息讓人一目了然,但造成的卻是強勢的,逼迫別人必須接受它的架勢,反而使得觀衆和欣賞者卻之不恭。」

近代藝術處於「後現代」及「文化多元」兩柄剪刀交切,以致於一切的「整體性」(Totality)已被剪成碎片,各類「微主體」因而開始焦躁不安的時刻。費雪(Ernst Fisher)所謂的「藝術乃是通過藝術家個人的方式,重新回到整體」這種具有古典意含的藝術價値,已無法再被人信守,隨著「微主體」的凸顯而造成的藝術再政治化,則成爲新興的極端現象。這一波極端藝術現象裡存在著幾項美學弔詭:

㈠近代美學的客觀性在「解構」之後,已被新的美學相對主義這種反智傾向所取代。昔日,馬克思爲了反對敎會的特權壓迫與腐敗,而將宗敎一併否定,今日的人爲了反對美學體制的僵固排他,則將美完全棄絕。美學的客觀準則消失,一切皆爲美學體制及論述所建構的「習慣」或「品味」。這是將美學變爲社會學的奴婢,一切的藝術也都還原及化約爲權力。藝術家則變成了政治運動家。

㈡當美學經此蛻變,誠如卡洛貝克所說,藝術創作也就變成了符號權力的簡單操練。古典美學的專業化不再重要,符碼的製造與震撼,影像的簡單化堆砌等則成爲新的技術條件,藝術工作者成爲藝術符碼世界的祭師,希望藉此建構出不可能的藝術世界。

㈢於是,藝術工作者愈是企圖重新走回社會,而非常反諷的是,他們反而愈來愈不能被社會所接受。藝術政治因而成爲當代激進政治中最激烈的一支,同時也是與受衆距離最遙遠疏離的一支。「政治正確」主控著藝術知識份子,並使其日益敎條化。

綜合這種隨著藝術政治化而造成的極端現象,聖地牙哥加州大學敎授休斯(H. Stuart Hughes)遂稱之爲一種「鉅大的身體字謎表演」(vast charade)。它意圖顚覆一些甚麼,但造成的結果則可能是甚麼也沒有顚覆,留下的只有聲音和憤怒。

藝術不再講究昇華?

卡洛貝克敎授執敎的芝加哥藝術學院,在八八及八九年間,連續發生兩起引起美國藝術界重大爭論的「文化戰爭」。

一九八八年,一名即將畢業的學生尼爾森(David Nelson)創作了一幅命名爲「歡樂和肚兜(Mirth and Girth)」的繪畫。當時芝加哥黑人市長哈羅.華盛頓逝世未久,華盛頓乃是同性戀者。這幅繪畫將他畫成穿女性內衣的模樣,結果引起黑人社區公憤,市議員們公開抨擊,警察沒收並毀壞該畫,作者也被逮捕保護,他是個白人男學生,一幅繪畫幾乎造成一個小暴動。

一九八九年,出事的則是一名黑人學生的裝置藝術作品,題目是「甚麼是懸掛一面美國國旗的適當方法?」作者泰勒(Scott Tyler)將一面國旗放在地上,上方有個放置了訊答的筆記本,任何人要塡寫筆記本的問題,不可能不踩在國旗上。

上述兩個案例,乃是近年來藝術極端政治引發衝突諸多例證的小小代表。每當出現此類衝突,保守的大多數必然極力抨擊,而各門各類藝術工作者則以藝術自由作爲辯護。然而,這樣的問題果眞只是簡單的藝術自由的問題嗎?藝術自由的表象,所掩蓋的難道不是藝術已成爲政治這個更深刻的問題?卡洛貝克敎授身爲芝加哥藝術學院敎務長,他以藝術極端政治的觀點解釋這樣的現象,的確看出了比一般評論者更深刻的問題。

極端藝術政治在興起中。它是文化「去嚴肅化」之後,「好玩的後現代」的反面,藝術工作者以一種不再以對生命的嚴肅當作基礎的方式進行反抗,他們機智的玩著尖酸刻薄而激烈的符號式遊戲,藝術不再講究昇華,而成爲壓抑的反昇華的另一側影。近代藝術在被邊緣化之後,嘗試重建它和社會的聯帶關係,但意外的走到以政治代替藝術的這條叉路上。

藝術正在被政治所代替中。美學被簡化爲社會學和權力這種相對主義的價値主控著一切,它瓦解了舊的限制,但可能也顚覆了美學的根本,藝術被吊到了半空中,只剩下符號替藝術的孤冷做著見證。

 

文字|南方朔  文化評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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