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公園」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鄕村是沒有「公園」的，因此城市中的公園勢必提供了數種功能或反功能；就個人而言，可以是外在紛擾競爭的世界中舒展自己的地方、可以是居無定所的人的落脚處、也可以是偷窺搶劫等事件發生的好所在；就廣義而言，公園是城市的重要「器官」，負責消化、沈澱，促進城市正常運轉。如果如昆德拉所言「速度的高低與遺忘的快慢成正比」，那麼在公園，當一切速度習慣放慢、甚至停止時，人們的感受是不是比較敏銳？比較容易想起從前沒有好好掌握的希望的瞬間，並藉著反覆回顧現實生活中的種種，進而思考出未來該何去何從，使得希望的再生因而較容易？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系於十一月學製演出的《公園一九九九的一天》，作者吳繼文即從「公園」這個特殊的空間著手，沒有緊張刺激、高潮迭起的情節，整個故事是某一天在公園裡所發生的事件的總和，或者說，是我們每一天生活的重覆。

到底歷史有多少是虛構的？

十年多來一直從事文字工作的吳繼文，曾於《聯合報》副刊擔任編輯，之後在時報文化出版公司擔任叢書部總編輯，現任職台灣商務印書館副總編輯。自認爲不會說故事、再好的笑話經他口中說出都會變得非常無趣的吳繼文，大學時代主要是寫詩，也一直以爲自己是個只適合寫詩的人；直到後來由於工作的關係，接觸了各種文類的作家及作品，開始覺得除了詩之外，自己好像也可以寫些像是散文之類其他的東西，但作品產量、發表仍少。吳繼文談道，也許因爲一方面自己在媒體工作，對於文章被刊載或出書並不會特別興奮或想望，另一方面認爲自己的生命經歷還沒有足夠的累積可以和人分享，因此眞正進入寫作的狀態，是在前幾年《中國時報》人間副刊製作「七〇年代專題」的時候。那次是國內第一次將許多人七〇年代的經驗輯成刊物出版，做一番回溯、反省與關照，「於是我看了許多認識的朋友所寫的七〇年代。但是在觀看的過程中，覺得有些書寫失眞：你的七〇年代是你筆下的那個樣子嗎？那個時候你就已經站得很穩、看得很淸楚了嗎？」吳繼文說道，人的記憶其實存在著一些很自然的誤差，有時候我們會用現在的想法看過去，不知不覺就以爲自己過去即抱持那樣的觀念；這就引發了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到底歷史有多少成份是虛構的？其實虛構的比例是很高的，因爲「歷史」無法全面被關照，而片面和眞實的差距有時候是非常大的；「所以那時候我也試著想寫下自己的七〇年代，寫下當時我在日本的經驗，以及我和日本的關係。」由於當時日本社會和台灣完全不同，前者從六〇年代起即和世界戰後的左派運動潮流接上線，發生許多激烈的抗爭運動；後者則完全處於萬事萬物被壓抑的狀態之下。「許多人看了那篇文章之後印象非常深刻，反應也很熱烈，但事實上我認爲那篇文章在創作上，自己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突破；只是因爲我平時不太發表作品、不太談自己，因此認識我的人都很驚訝，覺得寫得很好，這給了我很大的信心：原來這樣的作品是可以見人的」吳繼文說道，以前種種不發表作品的理由，其實是骨子裡缺乏信心，而那次的經驗讓他開始積極思考創作的問題。

吳繼文在出版社工作時，接觸、介紹了許多外國的小說，讀者的反應都不錯，而他也從中看到小說在寫法上各種可能的開放性，「我開始覺得小說不見得都要有精采的故事或是出色的文筆，重要的應該是有發自作者內心眞誠的聲音及想與人分享的經驗。」每個人的能力不同，選的方法當然可以各異，吳繼文便陸續有了一些寫作的想法。

由於工作的關係，在譯介許多國外知名作家之時，吳繼文也希望介紹一些國內作家，但因爲國內創作環境的惡劣，使得從事短篇小說創作的人比較多，因此平時他就常常鼓勵寫作的人多耕耘長篇小說的創作，「於是當我決定也要寫作時，便想，總不能只有叫別人送死，自己也該下下地獄。所以就規定自己一定要寫長篇，如此一來鼓勵別人寫時才有立場，『一起來嘛！』」於是，從下定決心開始創作，並意外的在報上連載、然後意外的停止連載，最後終於出書。

選擇獨自發光的碎光，拼湊時間之鏡

吳繼文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世紀末少年愛讀本》取材自淸朝陳森所寫的《品花寶鑑》，故事描寫一群在梨園成長的小男孩、十三、四歲即被賣到各地劇團接受訓練，後因個人先天的氣質外型分爲生、旦、淨、末、丑，陳森以擔任乾旦（即專演女性角色的男角）的小孩子爲主角，描寫他們和當時宮親貴胄的關係。「八〇年代的時候，許多同志文學都非常的陰暗，充滿天譴、被迫害的思想，因此我在大學時第一次看到《品花寶鑑》，覺得非常有趣，二百多年前就有人將同志情誼描寫得非常浪漫、而且理直氣壯。我選擇此題材作一改寫，多少是希望能在台灣當時盛行的同志文學中，用另一種角度、方式來呈現同志論述。」不過以《品花寶鑑》爲藍本所寫的《世紀末少年愛讀本》，吳繼文的重點並不是放在各種可能的男性情誼的展示與辯證上；重點是，在歷史的洪流中，史家筆法只記錄英雄豪傑的所作所爲，然而所謂的英雄豪傑不過就是現今比大多數人更懂得掌權操弄的媒體寵兒，於是「我們，以及這個世界上所曾生存過的絕大部分人類，便先驗的取消了存在的可能」，然而，「你能接受你根本不存在的事實嗎？」、「也許眞正的事實反而是，歷史已經崩毀，而時間在很早以前就不存在了」因此，與其揑塑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物、高潮迭起的情節，吳繼文傾向選擇生活在浮世中平凡男女的瑣碎的生活片段，希望能「憑著這些獨自發光的碎片，拼湊出時間之鏡，藉以映照歷史的以及記憶中的眞實－雖然究竟而言這個眞實也只是鏡中倒影」（見《世紀末少年愛讀本》後記）。

不幸的是，吳繼文指出，大部分的人只注意小說中的性別意識，反而忽略了他假托這個故事所要表達的東西：重視人最基本的東西及生命的眞實面。在寫《世紀末少年愛讀本》的過程中，他常常化身爲書中的角色，想像在那個時代，在禮敎科名的種種限制下，他們面對困難時會作什麼樣的選擇，而那些問題其實也是現代人所要面臨的：事業、愛情、人性的眞誠與虛僞等。吳繼文認爲，現代人常常很焦慮、不快樂，很大的原因是因爲做了自己不愛的選擇，等到後悔時，已無法掙脫、回頭；「我對所謂的做人要做大事賺大錢、對社會要有用處等論調非常反感」，做人當然可以朝這個方向走，但要先問自己的選擇是否心甘情願，而非只是背負著家庭與社會的期望，卻忽略掉自己眞正的聲音；人生不是有了房子、車子、妻子、兒子就算是圓滿的，「我常常問自己，也希望能提醒別人，這是我寫《世紀末少年愛讀本》、《公園一九九九的一天》及即將出版的第二本小說的出發點。」

劇本取材日常生活，劇裡戲外都是人生

爲什麼會跨行寫劇本？「都是被《世紀末少年愛讀本》害的。」吳繼文和國立藝術學院敎導演的陳玲玲是舊識，由於陳玲玲看了《世紀末少年愛讀本》之後相當喜歡，於是便和吳繼文商討將《世》改編成劇本，讓戲劇系學生於學製中演出。「我跟她說基本上不可能，因爲我最怕年紀大的演員扮演年紀輕的角色，更不希望由女生去扮演書中的小男生。」基於對《世紀末少年愛讀本》的堅持，再加上吳繼文覺得國內也需要一些原創的東西，呈現此時此地的人的生命經驗，「旣然長篇小說的願望已經完成，又有人邀請，我只好不自量力的試著寫一個劇本。」於是延續以往創作所關懷的重點，吳繼文寫了《公園一九九九的一天》。「我希望寫一個很日常的東西，對白是生活用語，人物面臨的也是日常問題；因此選了兼具日常性及戲劇性的公園做場景」吳繼文說道，公園是一個很特殊的空間，處於一個觀看城市的特別角度，身在其中的人能將自己抽離出來觀看平時生活的城市，而人總是在那時多一些感覺，和平常不會見面的人相遇、說話，有不同的交流，同時不可避免的，也會遇見一些刺激、特殊的事情。因此他設定這個場所，讓各式各樣不可能湊在一起的人都碰在一起，在一天的時間內，因爲透過對話及互相的關懷，而得到了活下去的勇氣，有的人甚至有了新的領悟，發覺人生其實有其他的可能性。

縱使吳繼文曾看過許多令他相當感動的演出和劇本，有的也因此出版介紹給讀者，如尙克勞德的《摩訶婆羅達》（時報）、皮藍得婁的《六個尋找作者的劇中人》（商務）及東尼庫許納的《美國天使》（時報）等（《美國天使》後由表演工作坊另行翻譯第一部演出《新世紀，天使隱藏人間》），但談到此次親身參與的製作，吳繼文坦承，心理壓力非常大。劇本由構想到完成，陳玲玲從旁給了吳繼文相當多的協助，開會時的技術設計者也給了他很多寶貴的意見，「他們都很專業，完全說中我的弱點，雖然必須一次次重寫修改，但還是被修理的很快樂。」小說創作只需要對自己負責，「但我對劇場完全沒把握，必須等到演出之後才知道是成是敗」；再加上劇場牽涉了幾十個人的工作，是一個恐怖的冒險、奢侈的遊戲，「每次開會或學生讀劇時，我都充滿了罪惡感。」謙虛的吳繼文繼續說道，他已盡了最大的努力，眞的希望透過這個作品，演的人及看的人都能想到自己生命中深層的部分。

未來還有可能繼續寫劇本嗎？吳繼文表示，目前劇本才寫完，第二本小說《天河撩亂》也將出版，可能先休息半年、翻譯書；然而日後只要有人願意在創作過程中和他做密切的溝通、合作，「創作上還有些其他想法，只要有機會，會徹底努力」！

（本刊編輯　祁雅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