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曾經在著名歌廳「麗都皇宮」駐唱的紅牌女歌星小蝶，因爲歌廳建築在拆除改建之前的紀念演出而重回舊地；風華歲月的記憶依舊淸晰，但知心姊妹多舛的命運（癡情的鳳萍客死異鄕，豪放不羈的蓮茜因酗酒而亡），和自己一段遺憾以終的純純戀情，卻也讓她感慨不已；但最後在密友露露的苦心安排之下，小蝶終能與當年鍾情的男子、和鳳萍身後遺下的兒子重逢，爲一段溫柔的女人情事劃下圓滿的句點。

在香港叫好叫座的《我和春天有個約會》裡，著名編劇杜國威以這樣通俗的題材、敍事的純熟技巧、和輕柔感傷的情調，描述了一段動亂時代中的女人情事。劇作者輕鬆流暢的敍事筆調，雖然大約可以撫平觀衆（尤其是女性觀衆）被現實與歷史煩擾不休的情緒，但也由於對戲劇衝突刻意簡化的處理，而使得《我》劇少了讓人反覆咀嚼的餘韻。《我》劇的戲劇時空，被放置在一九六〇年代香港發生左派暴動的期間，但這樣一個幾乎扭轉香港而後數十年發展的重大事件，劇作者卻只用以提供一個改變小蝶命運的機會（頂替因爲受阻於交通管制的大牌歌星），除此之外幾乎完全不加著墨。因此，在缺少外在環境劇烈變動的對照下，劇中人物的境遇與彼此間的衝突就顯得瑣細，缺少憾動人心的深度與力量。此外，劇作者對於角色形象（尤其是男性角色）、歌廳生態（如小蝶的姊妹們與婉碧的紛爭）、和情感關係的處理（如鳳萍對Donny的癡情），也有過於單調刻板的問題，更無法深刻地表現出回憶與現實、聚散分合、歌舞昇平與亂世浮生的強烈對比。

因爲有這樣一些問題，《我》劇雖有成功的小品之作的潛力，卻也不無被演出者推向粗糙濫情的可能。

而在本地劇團俳遊場的製作中，我們就看到這樣的情形。

《我》劇的戲劇動作的完成，其關鍵就在於時空轉換之間的流動感，以建立回憶與現實場景的對比，和個別人物的心境變化。但《我》劇導演對舞台空間拙劣的處理，卻完全破壞了這樣的流動感：我們只看到幾乎不斷、不必要的暗場換景，混淆不明的舞台區位，支離破碎的場景，和演員在台上呆板的走位。空間關係的運用旣是如此，導演對於戲劇情境與人物心境轉換的掌握，更不能不讓我們對導演的能力有所質疑：無論是衝突或者抒情，無論是陷入回憶的溫柔或面對現實的無奈，我們都完全無法從演員誇張卻粗糙的表現中，看出導演對情感與心理深層的處理，卻只能擺弄一些做作而濫情的姿態。其他諸如對語言（台灣國語與廣東國語毫無道理的穿揷）、戲劇時空（刻板地將左派暴動置換爲白色恐怖）、戲劇氛圍（麻將一場的不知所以）各方面的處理，都只是讓我們更加懷疑導演的品味、對歷史與文化條件的理解、和對劇場的基本認知。

演出風格混亂衝突

導演的表現如此，演員的表現令人失望，似乎也就不足爲奇。

對於《我》劇以不同劇團與表演領域（包括音樂、影視與伸展台）的「跨界合作」，作爲宣傳的重點之一，筆者（因爲過去諸多的「慘痛」經驗）原本就不抱持太大希望，而實際的演出結果也只是證實了筆者「先入爲主」的想法。就以幾個具有「專業」劇場背景者的表現來看，除了風格上的混亂衝突之外，或者是漫不經心的輕浮態度（如露露與Bobby母子，如保叔），或者是浮誇虛矯的濫情姿態（如鳳萍），或者是刻板僵硬的肢體（如白浪與沈家豪），都只是再次印證「專業」二字在本地劇場所受到的殘暴對待。至於其他幾位業餘演員的表現，則幾乎只能以「不忍卒睹」形容之：呆板（如小蝶）、俗不可耐（如婉碧）、做作膚淺（如Donny與林先生）、粗糙且不知節制（如蓮茜）的諸多問題，一方面反映了這些演員本身的侷限，同時也暴露了導演在選角與琢磨演員方面的無能。其他諸如口齒不淸、節奏感闕如、舞台畫面的極不協調（因爲演員身高的差異）等等問題，更讓《我》劇的表演成爲無法收拾的一場災難。

全劇唯一在表演方面讓人不那麼難堪的是飾演大雞陸的毛學維：簡單的自然寫實和隨性的幽默感，讓他不僅成爲台上唯一會吸引觀衆目光的焦點，也更對應出其他角色的貧弱難堪。

導演與演員的表現令人難以忍受，《我》劇的舞台視覺與音樂幾乎也是「不遑多讓」。

對於《我》劇粗糙的舞台佈景，筆者實在不知如何看待：想要以經費不足的理由爲設計者開脫，卻還是無法忍受那麼多的破綻和因陋就簡，和毫無美感與創意的畫面：一塊用以分隔區位的黑幕，不僅移動的方式笨拙，甚至連遮蔽的寬度都不夠（隔出觀衆區的場景，卻露出一大截後台的化妝台）；鑲著一些鏡子碎片的化妝台，和那些旣無風格、製作粗劣的桌椅，不知如何表現出歌廳曾經有過的風光歲月；至於劇末那幾隻打在「黑幕」上的蝴蝶（投影），即使在經費拮据的情況下，也是完全無法被原諒的錯誤。

《我》劇的服裝設計，也表現出設計者對觀衆的視覺的粗暴態度：劇中的表演服裝（包括女歌手與男性樂手），像是將婚紗攝影禮服店裡所有展示與庫存的禮服一次出淸，不問時代背景、不問設計風格、不問人物特質，只是對觀衆在視覺上的虐待，再加上演員僵硬的肢體與刻板的動作，整場演出就更像是一次胡亂拼湊出來的「攝影禮服大展」；至於其他日常的服裝，或者表現出相當糟糕的品味或時代感的錯亂（如Donny和沈家豪），或者毫無風格特色可言（如小蝶與露露），或者就是連基本的整燙都完全不顧（如林先生），幾乎毫不掩飾那種因陋就簡的態度。

至於燈光的部分，筆者只能說：除了讓觀衆勉強可以看淸楚舞台之外，對於情調氛圍的建立、人物心境的烘托、或戲劇動作的引導則毫無助益。

即使不考慮一些技術上的瑕疵（如舞台歌聲的音效品質）、或大部份演員的歌唱能力之令人難堪，《我》劇的音樂品質與風格也令人相當失望。創作者以「群星會」時期的歌曲作爲背景，與戲劇故事的時代背景若合符節，卻又以自己創作的當代音樂（〈我和春天有個約會〉和〈垃圾桶〉），破壞了音樂風格的統一，不僅扼殺了懷舊的溫柔，也未能產生任何對比的趣味。此外，除了音樂帶之外，全場的音樂只靠一架鋼琴支撑，不僅與一般歌廳的樂隊編制與音樂風格相去甚遠，單薄的音樂質素，更無法讓觀衆感受到「麗都皇宮」歌廳曾經樂聲繚繞不絕的風華時光。

無法建立全劇觀點

就如同去年台北故事劇場的《花季未了》一樣，俳遊場《我和春天有個約會》的演出，其實相當程度地反映了本地近來「懷舊」與「女性觀點」的文化風潮。辜且不論創作者在這類型作品中所描述的女性觀點或戲劇情境，是否眞正能啓發或刺激觀衆對性別與歷史議題的思考，溫柔與抒情總是能夠對觀衆的情緒／情感有某種安撫的作用，或許也有建立觀看人性與歷史的另一種視野的可能。

但像《我》劇這樣一個粗製濫造的演出，不僅無法建立起任何觀點，甚至連原著劇本中的溫柔與抒情，也被破壞殆盡。全長接近三個小時、沒有中場休息的演出，只是讓人坐立難安，讓人隨時有將演出打斷或中止的衝動，毫無流動的愉悅感。

《我》劇的演出，只是再一次印證了筆者對於本地劇場的一個看法：題材選擇的通俗與否，迎合大衆趣味與否，實驗精神的有無，意識形態的開放或保守，其實都不是最嚴重的問題，本地劇場令人憂心的還是在於演出的品質問題。像《我》劇這樣一個通俗討喜的故事，都可以被處理成如此令人「駭人」的模樣，而在演出結束之後，我們卻又看到演員們捧著大把鮮花、陶醉於（爲數不多的）觀衆掌聲與叫好的表情，我們如何能不對本地劇場的未來憂心忡忡？

文字｜陳正熙  國光藝校劇場藝術科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