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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能做什麼?

公共電視在台灣的發展只有一年多,眞正能做什麼?才能將來自西方這個「公共領域」的觀念徹底「台灣化」、並且爲觀衆所接受,還在實驗和嘗試階段。這次的九二一災變,給了商業媒體許多即時展現機動能力的時機,同樣也給了公共電視進一步思索本身功能和定位的機會。

公共電視在台灣的發展只有一年多,眞正能做什麼?才能將來自西方這個「公共領域」的觀念徹底「台灣化」、並且爲觀衆所接受,還在實驗和嘗試階段。這次的九二一災變,給了商業媒體許多即時展現機動能力的時機,同樣也給了公共電視進一步思索本身功能和定位的機會。

大地震後的週末,公共電視在中正紀念堂的廣場轉播《民生報》主辦的「爲台灣祈福」音樂會,牛耳的負責人牛效華對我說:「日子都過不下去了,這時候,文化能做什麼?」

在我們一般的觀念裡,文化藝術是社會富裕後才思考得到,或是才有心情從事的活動,所以有所謂「文化美容」的說法。因此,在家破人亡、衣食短缺時,文化藝術是不是太奢華了些?

當晚的音樂會,觀衆人數不多,義賣小菊花得十八萬多元,偌大的廣場秋風瑟瑟,我們這些義工拿著捐款箱到處打躬作揖,成效有限。

樂音動人、藝術家投入的精神感人,但現場好像少了些熱度。

音樂和詩歌撫慰人心

震後第二個週末,公視再度轉播九二一震災的音樂會「同胞,你的名字我們記得」,地點在大安森林公園音樂台,主辦人是台北市文化局、主持人是文化局長龍應台。

音樂會以音樂和詩歌的方式爲亡者悼念、爲生者祈福。詩人在朗頌詩前說:「在大自然發威時、在大地嚴重受創時、在那麼多人受難而我們倖存時,我不知道我平常認爲劇力萬鈞的文字能做什麼?」

文化人顯然在大震災中,心情嚴重地受傷。

面對斷垣殘壁、面對傷慟的民衆、面對長夜漫漫路迢迢的未來,文化人除了淚眼相對外,人人自問:「我能做什麼?」「文化能做什麼?」

那晚的音樂會,在龍局長穿針引線下,氣氛掌握得恰如其分;觀衆雖然來來去去,但因爲場地不大,看起來還是滿坑滿谷;或者也是震災過了兩週,民衆心理的傷痛較爲平復,較有心情在大雨後的晚上、在靑葱翠綠的草坪上,以素樸的心情來面對這一切。

事後,有觀衆來函、有朋友來電,一致肯定音樂會的舉辦和轉播,也看到文化人在這樣巨大的災變中,那顆和社會脈動相連結、急欲 "do something" 的心。

那晚,其實音樂和詩歌都發揮了功能,撫慰同時也感動了許多民衆的心。

文化人能做什麼?

其實,文化人的自問也是公共電視在這次災變中常問自己的問題。

除了事件報導、除了媒體應有的功能外,公共電視這樣的公共媒體還能做些什麼?

拍攝長期追蹤的紀錄片:紀錄片的拍攝本來就是公視一直努力的目標。在國內媒體速食文化的影響下,長期關懷、並且追蹤某個議題,是十分奢侈的想望。公視在這方面的努力十分明確,除了購買國外優良的紀錄片、提供國內紀錄片工作者播映的管道以及經費的協助之外,公視也自製紀錄片。

紀錄片的拍攝十分費時耗力,有的題材可能是三五年追蹤才可能有成績的。以環保生態節目「我們的島」爲例,工作人員深入玉山國家公園欲拍攝台灣黑熊的生態,拍攝人員躱躱藏藏多天,只拍到熊的排遺和爪痕,連個熊影都見不到。事實上,國內所能蒐集到的台灣黑熊畫面也只有一分鐘不到,還是意外中拍攝到的,可知其困難度。

同樣的,拍攝地震災變後的人物紀錄片,也可以預見到難度。

公視除了搶拍災變現場和其中的特殊人物外,計劃長時間追蹤幾個孤兒的成長歷程,這個計畫顯然就不是一兩個月的功夫,而是三五年的紀錄長片。類似這樣的紀錄影像工作,我們認爲是公共電視責無旁貸的任務。

公共媒體所能做的更多

參與相關的災後復健計畫:公共電視不只是一個電視台,這是我們長期以來自許的一個角色扮演。媒體有媒體的功能,但公共電視除了媒體功能之外,還有公共和社會服務的責任。

因此,任何新聞的熱潮過後,媒體自然去追求別的新聞熱潮,但公共電視很大的功能是,在這樣的大災變中,除了媒體角色外,還要積極的參與社會服務的角色,而且持續的關心。

公視主動加入全民救災聯盟,擔任傳播「全盟」各式活動的角色,每週撥出一個時段傳遞訊息或轉播討論主題,善盡社會服務團體的責任。

以公共電視特有的兒童、文化、特殊族群等節目資源,協助相關之復健:公共電視前三年的任務是,成爲國內兒童節目的領導品牌。我們很高興在第一年即已達成。目前公視的兒童節目,品質上獲得國內外各種獎項的肯定,而收視人口也大幅成長。在國內一片以日片卡通爲主體的兒童節目市場中,公視是少數以自製兒童節目站穩脚步的電視台。

因爲這樣的優勢和特色,在九二一災變中,公視區隔出與別台的差異,那就是以兒童的災後復健爲訴求重點。

公視以招牌節目「水果冰淇淋」爲主體,製作兒童復健的相關課題,包裝成特輯形式播出,也可拆成小單元在節目與節目中以Filler方式呈現。而這方面的主題訴求,我們也認爲是一般媒體可能較少顧及到的層面。

文化節目的特殊性以及在公視扮演的角色,可以自各項祈福音樂會、或相關演出,都主動找公視轉播,看出公視在這方面的領導地位。

而事實上,公視也轉播了多場國內外具代表性的賑災相關演出,突顯特殊的角色和定位。

關心弱勢族群公視發揮功能

在特殊族群方面,公共電視在原住民節目和聽障同胞的節目等,兩方面都有特別的表現。這次在九二一震災中,受創最重的南投地區便有許多原住民朋友受災,公視的原住民記者在報導災變時發揮了功能,不僅可以深入災區採訪到第一手的消息,對於原住民眞正所需特別感同身受;公視也在兩個特別爲原住民製作的節目「原住民新聞雜誌」和「部落面對面」中,集中火力談論原住民在災變中受創、和如何重建復建的問題,而這個部分同樣是別的媒體忽略而且非主流關心的議題,卻也突顯公視的價値所在。

學習和反省 期待明天更好

公共電視在台灣的發展只有一年多,眞正能做什麼?才能將來自西方這個「公共領域」的觀念徹底「台灣化」、並且爲觀衆所接受,還在實驗和嘗試階段。這次的九二一災變,給了商業媒體許多即時展現機動能力的時機,同樣也給了公共電視進一步思索本身功能和定位的機會。

能做什麼?該做什麼?如何突顯公共媒體的價値?如何在商業媒體一片爲收視率廝殺中,走出一條區隔、有利全民、眞正爲公共利益著眼、照顧弱勢、注重文化的路來,是公視需要不斷努力的。

九二一大震,震毀了家園、震壞了大自然、更是震傷了人心。

文化人和文化事不再是形而上、或是不食人間煙火的事,而是入世、和人民站在一起、融入一般人的生活態度和生活哲學,我們還有很多的學習空間,也有反省的精神和勇氣,公共電視也以同樣的心情來面對。

 

文字|侯惠芳 公視公共服務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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