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電視在台灣的發展只有一年多，眞正能做什麼？才能將來自西方這個「公共領域」的觀念徹底「台灣化」、並且爲觀衆所接受，還在實驗和嘗試階段。這次的九二一災變，給了商業媒體許多即時展現機動能力的時機，同樣也給了公共電視進一步思索本身功能和定位的機會。
大地震後的週末，公共電視在中正紀念堂的廣場轉播《民生報》主辦的「爲台灣祈福」音樂會，牛耳的負責人牛效華對我說：「日子都過不下去了，這時候，文化能做什麼？」
在我們一般的觀念裡，文化藝術是社會富裕後才思考得到，或是才有心情從事的活動，所以有所謂「文化美容」的說法。因此，在家破人亡、衣食短缺時，文化藝術是不是太奢華了些？
當晚的音樂會，觀衆人數不多，義賣小菊花得十八萬多元，偌大的廣場秋風瑟瑟，我們這些義工拿著捐款箱到處打躬作揖，成效有限。
樂音動人、藝術家投入的精神感人，但現場好像少了些熱度。
音樂和詩歌撫慰人心
震後第二個週末，公視再度轉播九二一震災的音樂會「同胞，你的名字我們記得」，地點在大安森林公園音樂台，主辦人是台北市文化局、主持人是文化局長龍應台。
音樂會以音樂和詩歌的方式爲亡者悼念、爲生者祈福。詩人在朗頌詩前說：「在大自然發威時、在大地嚴重受創時、在那麼多人受難而我們倖存時，我不知道我平常認爲劇力萬鈞的文字能做什麼？」
文化人顯然在大震災中，心情嚴重地受傷。
面對斷垣殘壁、面對傷慟的民衆、面對長夜漫漫路迢迢的未來，文化人除了淚眼相對外，人人自問：「我能做什麼？」「文化能做什麼？」
那晚的音樂會，在龍局長穿針引線下，氣氛掌握得恰如其分；觀衆雖然來來去去，但因爲場地不大，看起來還是滿坑滿谷；或者也是震災過了兩週，民衆心理的傷痛較爲平復，較有心情在大雨後的晚上、在靑葱翠綠的草坪上，以素樸的心情來面對這一切。
事後，有觀衆來函、有朋友來電，一致肯定音樂會的舉辦和轉播，也看到文化人在這樣巨大的災變中，那顆和社會脈動相連結、急欲 "do something" 的心。
那晚，其實音樂和詩歌都發揮了功能，撫慰同時也感動了許多民衆的心。
文化人能做什麼？
其實，文化人的自問也是公共電視在這次災變中常問自己的問題。
除了事件報導、除了媒體應有的功能外，公共電視這樣的公共媒體還能做些什麼？
拍攝長期追蹤的紀錄片：紀錄片的拍攝本來就是公視一直努力的目標。在國內媒體速食文化的影響下，長期關懷、並且追蹤某個議題，是十分奢侈的想望。公視在這方面的努力十分明確，除了購買國外優良的紀錄片、提供國內紀錄片工作者播映的管道以及經費的協助之外，公視也自製紀錄片。
紀錄片的拍攝十分費時耗力，有的題材可能是三五年追蹤才可能有成績的。以環保生態節目「我們的島」爲例，工作人員深入玉山國家公園欲拍攝台灣黑熊的生態，拍攝人員躱躱藏藏多天，只拍到熊的排遺和爪痕，連個熊影都見不到。事實上，國內所能蒐集到的台灣黑熊畫面也只有一分鐘不到，還是意外中拍攝到的，可知其困難度。
同樣的，拍攝地震災變後的人物紀錄片，也可以預見到難度。
公視除了搶拍災變現場和其中的特殊人物外，計劃長時間追蹤幾個孤兒的成長歷程，這個計畫顯然就不是一兩個月的功夫，而是三五年的紀錄長片。類似這樣的紀錄影像工作，我們認爲是公共電視責無旁貸的任務。
公共媒體所能做的更多
參與相關的災後復健計畫：公共電視不只是一個電視台，這是我們長期以來自許的一個角色扮演。媒體有媒體的功能，但公共電視除了媒體功能之外，還有公共和社會服務的責任。
因此，任何新聞的熱潮過後，媒體自然去追求別的新聞熱潮，但公共電視很大的功能是，在這樣的大災變中，除了媒體角色外，還要積極的參與社會服務的角色，而且持續的關心。
公視主動加入全民救災聯盟，擔任傳播「全盟」各式活動的角色，每週撥出一個時段傳遞訊息或轉播討論主題，善盡社會服務團體的責任。
以公共電視特有的兒童、文化、特殊族群等節目資源，協助相關之復健：公共電視前三年的任務是，成爲國內兒童節目的領導品牌。我們很高興在第一年即已達成。目前公視的兒童節目，品質上獲得國內外各種獎項的肯定，而收視人口也大幅成長。在國內一片以日片卡通爲主體的兒童節目市場中，公視是少數以自製兒童節目站穩脚步的電視台。
因爲這樣的優勢和特色，在九二一災變中，公視區隔出與別台的差異，那就是以兒童的災後復健爲訴求重點。
公視以招牌節目「水果冰淇淋」爲主體，製作兒童復健的相關課題，包裝成特輯形式播出，也可拆成小單元在節目與節目中以Filler方式呈現。而這方面的主題訴求，我們也認爲是一般媒體可能較少顧及到的層面。
文化節目的特殊性以及在公視扮演的角色，可以自各項祈福音樂會、或相關演出，都主動找公視轉播，看出公視在這方面的領導地位。
而事實上，公視也轉播了多場國內外具代表性的賑災相關演出，突顯特殊的角色和定位。
關心弱勢族群公視發揮功能
在特殊族群方面，公共電視在原住民節目和聽障同胞的節目等，兩方面都有特別的表現。這次在九二一震災中，受創最重的南投地區便有許多原住民朋友受災，公視的原住民記者在報導災變時發揮了功能，不僅可以深入災區採訪到第一手的消息，對於原住民眞正所需特別感同身受；公視也在兩個特別爲原住民製作的節目「原住民新聞雜誌」和「部落面對面」中，集中火力談論原住民在災變中受創、和如何重建復建的問題，而這個部分同樣是別的媒體忽略而且非主流關心的議題，卻也突顯公視的價値所在。
學習和反省 期待明天更好
公共電視在台灣的發展只有一年多，眞正能做什麼？才能將來自西方這個「公共領域」的觀念徹底「台灣化」、並且爲觀衆所接受，還在實驗和嘗試階段。這次的九二一災變，給了商業媒體許多即時展現機動能力的時機，同樣也給了公共電視進一步思索本身功能和定位的機會。
能做什麼？該做什麼？如何突顯公共媒體的價値？如何在商業媒體一片爲收視率廝殺中，走出一條區隔、有利全民、眞正爲公共利益著眼、照顧弱勢、注重文化的路來，是公視需要不斷努力的。
九二一大震，震毀了家園、震壞了大自然、更是震傷了人心。
文化人和文化事不再是形而上、或是不食人間煙火的事，而是入世、和人民站在一起、融入一般人的生活態度和生活哲學，我們還有很多的學習空間，也有反省的精神和勇氣，公共電視也以同樣的心情來面對。
文字｜侯惠芳 公視公共服務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