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受台灣社會最富裕時代下成長的新世代，想的不是像上一代努力累積財富，而是如何享受金錢與時間。這一群曾經夢想改變世界、抱著無政府浪漫與革命幻想的新世代，他們的夢想卻不表現在實際的政治參與，卻在接收電影、音樂、書籍信仰中浮現，所以他們努力泡誠品，注意每個月的藝文資訊，將旅行視為家常便飯，辛勤地接收異國的文化，將之轉換成獨特的個人品味。
時間是個奇妙的東西，它偶爾緩慢，或者迅速，每每通過新舊事物的對比與榮枯興衰，讓人察覺它的存在原來無所不在。
時間可以改變許多事。這句老頭子愛講、年輕人毫無感覺的老生常談，比較貼近的意思應該不是指時間本身具體改變了什麼，而是許多事物狀態的改變必須經過一段年月的流逝才顯而易見。
到底是時間改變了你和我，還是你和我改變了時間
在這裡，我們講的可不是組黨十年多一點、你最好還得加上先前戒嚴時期與政府作對的異議分子衝撞統治者的悠長歲月、通過民主選舉奪下執政實權的台灣政黨；也不是遙指歷經了五屆世界杯足球賽一場未贏（請注意四年才舉辦一屆，所以是踢了二十年的敗戰）、直到自己國家成爲主辦國不但在預賽贏球、甚至挺進十六強淘汰歐陸強隊、一舉踢入前四強的韓國足球隊；或者八〇年代台灣流行樂壇當下乃至未來的主人翁級歌手兼詞曲創作製作人羅大佑，當年出版五張專輯之後他選擇遠離故土至紐約香港，事過境遷時移事往，二〇〇一年九月他在上海辦了重量級的個人演唱會，我們就算不在現場參與盛會，大抵也可以猜得到，那一天晚上到場的朋友跟後來去捧流星花園F4場子的群衆，除了執勤的公安人員之外，重覆出席率應該是零。
時間力量大，因爲許多事是不可以說搞就搞想要就要的，你想要開花結果割稻收成，起碼你要想等一段時間，在那段期間你要上班打卡還是結婚生子都行，只要千萬記得，有許多事你還眞的得等一等，它才會眞的發生。
吃飽穿暖才會附庸風雅，文化不會走在經濟前頭
特別是任何跟「文化」扯上一點邊的東西，時間更是特別要緊。「文化」這玩意不是什麼有或沒有的分別，任何一種的生活方式都有文化，極端來講它的兩端就是精緻vs.粗俗，我們常常會聽到有人講「這實在太沒有文化了」，其實怎麼會沒有文化，只是那個文化是不被看得起的文化。
和時間一樣重要的東西叫金錢。幾年前此地一家服務外國朋友的國際社區電台推出一個似廣告似節目的單元叫作Cultural Gallery，它的標題是：「讓我們實現文化走在經濟前面的夢想。」說眞的，這完完全全是騙死人不償命的屁話，要是我們講的「文化」是影射大夥飽讀詩書參與藝文活動不遺餘力的模樣，這樣的文化絕對不可能走在經濟前面，反而是經濟搞好到某一種程度，所謂「好的文化狀態」自然就來了。
有趣的是，時間和金錢這兩項構成「好的文化狀態」的必要條件，似乎已經不是我們生活的大台灣地區所擁有的障礙，相反的，說不定還因爲時間累積的重量過於驚人、金錢滾動的速度太快，使得近幾年的文化消費市場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混亂與龐雜。
旅行可以長見識，而且可以促進經濟發展
容我通過旅行這個活動來界定，當一個地區的人民的出國旅遊次數普遍到一個程度，我們很有理由相信，可以在外國流行起來的東西都有機會搬到台灣來上一回。這是渴望與見識同時作用的結果，而旅行背後所代表的，不正是有錢和有閒的群衆才有本事去做的活動嗎？
既然時間和金錢都不是問題，看的就是形式與花樣。而撐起眼前本地的文化消費樣貌的票倉，看來不是別人，正是那群喜歡去旅行的人。
台灣文化消費市場的躍進與成熟，大抵是這十年的事。就以中產階級城市生活裡最在意的書店來說，極具代表性的誠品書店店數的增加相當驚人。伴隨著店數增加的還有陳列的書種與逛書店的人種突變。誠品相對於「前誠品書店時代」一個重大的意義，在於它把美術、建築、哲學思潮、外國雜誌等原本屬於特定小衆的閲讀取向，放置在一個大衆時尙的公共空間，一方面它滿足了因爲台灣社會演進越來越多的既定小衆，另一方面同時也新塑了一個便利的界面讓大衆不必費力去獲得資訊。
誠品可以是百貨公司專櫃，也可以是KTV候客室
讓我們這麼形容吧，當那些把帶小孩去動物園玩的伯父伯母開始把逛誠品書店當作一項城市觀光活動，或者以一種逛百貨公司的心情來理解逛書店，其實很多在過去不會發生的狀態與事情就會發生了。那怕誠品書店的氣氛越來越像百貨公司（其實現在有好幾家誠品都開在百貨公司裡面，它根本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夜晚不打烊的誠品每到週末，鼠竄的人潮簡直酷似錢櫃KTV一樓沙發區在等包廂還要等一陣子只好扯屁亂晃的年輕人，誠品這個概念的書店已經是我們文化消費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跟書店直接相關的是出版品。就以旅行這個主題的書來說，五年前你在書店可以看到的跟現在可以發現的，其間好像是發生了一場文化大革命一樣。人人皆可爲旅行作家的時代早已來臨，引進的外國指南書一套比一套兼具深度與賣相。更可以做證的是生活風格類型書籍的大躍進，進口貨源從未停頓，台產變種的作品，從設計建築美食咖啡運動收藏通通都有，要是你一個月不逛書店，許多新出的書你還來不及看到就已經不知被丢到那去了。
喜歡看電影跟喜歡買書聽音樂的，根本是同一群人
這些事當然其來有自。試舉一例，八〇年代每年金馬獎舉辦時，舉國大學生最忙碌的絕非預測今年誰會得最佳影片或者星光大道有那位巨星要來，而是伴隨金馬獎而來的國際影展有那些好片要上。時間也就這麼浩浩蕩蕩地十幾年過去，每個當年窮精竭神一天看個三四場電影的學生票絕沒有少買，這些人都還活著，而且無巧不巧百分之八十應該都留在台灣。
整個九〇年代和先前的八〇年代比起來，現在看來可以確定是留學生最喜歡回國的年代，大學畢業之後出國唸個書很不錯，但頂多滯留一陣子就回台。接著還有一事，九〇年代也是最多大學生留在台灣唸研究所的年代，這件事不必靠什麼整體的統計數據，光看每間大學研究所招生的名額多得不像話便知；不然再聽聽台灣幾位世界級科技公司的大老闆，頻頻在台灣的大學設立獎學金，鼓勵現在的年輕人出國唸書，可以佐證。
新大衆文化市場的出現，條件是時間、金錢與知識
有了時間的累積，輔以整體社會人民的金錢，再加上起碼的知識，一個接近大衆文化的市場概念已經構成。一般對大衆文化的理解，多半著墨在它通俗流行的成分，但若是從群衆動員的角度來理解，現今台灣文化消費的動員能力即使無法超美趕日，也已經具有可觀的市場胃納量。
這些文化消費的核心分子，極有可能都擁有誠品的會員卡、家裡收藏的CD數量上百論千、一年出國旅行好幾次、只要內容精采看戲看秀看表演都很樂意、喜歡的外國藝人或音樂家來台一定第一天去買票。他們的年紀不會太老，足夠年輕投注金錢時間繼續兒時的嗜好，但也不會太年輕，被三年一輪五年大換血的偶像歌手重覆動員所迷惑浪擲精力，他們的青春，總有點波西米亞的味道，曾經以爲可以改變這個世界，無政府的浪漫與革命的幻想，不表現在實際的政治社會參與，也在接收的電影音樂書籍信仰之中浮現。
我們的文化消費主力人種，不是布爾喬亞就是波西米亞
大衛．魯布克斯（David Brooks）所寫的Bobos in Paradise—書，把兼具布爾喬亞（bourgeois）和波西米亞（bohemian）這兩種特質的當代社會中堅，稱爲Bobos。我們所面對的文化消費主力，不折不扣正是這樣一群人。
他們追求的不只是財富與地位，在他們心中往往自認自己是個在做生意的創作者，他們崇尙異國情調，包括日常生活使用的餐具傢飾乃至藝文消費的品味，他們不排斥商業活動，甚至他們渴望有質感有思想的行銷包裝，當然也有能力講究產品的實際內涵。
也許我們可以這麼講，只要引進了他們喜歡的藝術活動，主辦單位有辦法解決場地和時間的問題，這一群人隨時準備被動員。如果我們的城市擁有上海歌劇院或香港紅勘體育館的硬體設施，那就更不是問題了。等到有一天，介紹異地的旅遊指南所描述令人神往的城市風貌，在此地出現也極有可能。
這一群台灣社會有錢有時間有知識的旅行世代已經成爲文化消費的主力，他們可能是五年級，也有六年級的同學。當我們的流行音樂市場不再只是由國高中生包養，另一種大衆市場也就誕生。比起財大氣粗的流行工業，關於舞台劇、音樂演出、前衛藝術、次主流出版可能都因資本密集度較低而容易出線。這樣的世界，正是此刻我們生活的世界。
文字｜黃威融 文字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