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對韓德爾及其他歐洲大陸作曲家及演奏家的百般優寵，卻祇是為英國增加了許許多多以能欣賞德、奧音樂為榮的英國聽衆。而英國的音樂創作歷史，卻因此陷入了衰弱的時期。……充其量，英國祗不過是「租用」了一些外國的「明星藝術家」而已，雖然風光一時，就長遠看來，卻無助於英國音樂文化的發展。
台灣雖然早在西元一六二四年即接觸到西方文化，但與目前銜接，而又直接影響目前台灣音樂發展的，還是在「日據時代」（1895-1945）。台灣西洋式的音樂，是從日本政府的敎育以及民間的基督敎影響而來的。回顧一九四九年以前台灣西洋音樂的發展，基督敎的影響與民間的接受，可以說是自發性的。而日本的影響則是從國民學校中的音樂敎育而來，是屬於官方的、強制性的。
本土音樂創作的侷限
從台灣西化了的音樂創作方面來看，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台灣樂壇，雖然有許多從日本受過專業訓練的音樂家，然而大多以主修器樂為主，其中又以鋼琴及聲樂為多數。主修作曲的似乎祇能數出郭芝苑一個人，副修作曲的也屈指可數。專攻音樂敎育的，比較起來人數雖然較多，然而影響台灣西式音樂敎育最重要的人物，大概要數張福興。
國民政府遷台以後，大批的大陸音樂家跟隨來台。人材的匯集，或許是使台灣能在一九五七到一九七二年的十五年間，得以成立了十二所音樂科系的原因之一。然而，在音樂的創作與欣賞方面卻也因此侷限在黃自與蕭友梅所奠定的傳統之上。
蕭友梅與黃自對中國西式音樂傳統建立的功績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他們所建立的創作傳統，卻是西方十八、十九世紀以「十二平均律」為基礎的大小調性以及三和弦理論，加上漢民族常用的五聲音階來運作的作曲法。這種作曲法雖然有其優點，但無形中卻排斥了「非十二平均律」以及「非三和弦」所組成的音樂；而這種類型，卻是中國傳統音樂及民間音樂的特點。在專業音樂敎育方面，除了少許的「對位法」、「和聲學」、「曲式學」以外，對十九世紀中後期及二十世紀「新音樂」的潮流與風格漠然無視。而二十世紀的「新音樂」潮流中，不僅對以「十二平均律」為基礎的大小調性以及三和弦理論重新檢討，也發展出一套以「非十二平均律」為創作基礎的音樂組織方法。這種組織法顯然是「可能」用來處理中國傳統或民間音樂的。但是以「十二平均律」為基礎的三和弦理論混合五聲音階的作曲法，卻成為中國的「傳統」以及勢力最大的西式作曲法。而演奏樂器的敎材，也侷限於少數十八、十九世紀德、奧作曲家的作品之中。因此我們的演奏家、聽衆和作曲家，祇能演奏、祇能欣賞，甚至祇能「創作」類似十八、十九世紀德、奧作曲家的作品。雖然一九五九年許常惠帶回了一些二十世紀的「新樂風」，史惟亮隨後也極力試圖激起中國音樂的民族覺醒，然而時隔三十五年，台灣西式音樂創作中的「民族性」，仍然是一個無法明確界定、而有待努力的課題。
為西方音樂開拓市場
在演奏方面，由於一九七〇年代台灣經濟的「奇蹟」，使得許多學習西樂的靑年學子們能到歐美深造，乃至在西方音樂世界中崢嶸頭角，他們的回國也確實提昇了台灣境內演奏及欣賞的水準。另一方面，經濟的繁榮，也使國際間許多知名的演奏家及演奏團體競相來台，使得台灣的西樂活動一時之間蓬勃發展，熱鬧非凡。然而，這些看似蓬勃昌盛的演奏活動，卻好像祇是為德、奧的「古代音樂」開拓了另一個「市場」。
然而，一個音樂文化的成長，必須由那個地區內生長的人來創造。音樂文化的茁壯，需要在本土之中成長，不能由國外購買而來，更不能由別人過去的傳統之中獲得。
一個値得令人警惕的例子發生在十八世紀的英國。那時的英國，對歐洲大陸，特別是德、奧的音樂家十分崇拜，許多歐洲大陸的音樂家如約翰．巴哈（Johann Chris-tian Bach, 1735-1782）、海頓（Joseph Haydn, 1732-1809）等等，都曾在英國名利雙收。當時在英國最出名的德國作曲家大概要數韓德爾（George Friderick Han-del, 1685-1759）。他在備受英國的禮遇下，在倫敦生活了將近半個世紀。他雖然在英國寫出許多歌劇、神曲，包括他那首名震遐邇的《彌賽亞》，他仍然是「德國的」作曲家！他的作品並不能代表英國。長久生活在英國，並沒有使他成為「英國的」作曲家。英國對韓德爾及其他歐洲大陸作曲家及演奏家的百般優寵，卻祇是為英國增加了許許多多以能欣賞德、奧音樂為榮的英國聽衆。而英國的音樂創作歷史，卻因此陷入了衰弱的時期，這個時期竟然長達一個世紀之久。充其量，英國祇不過是「租用」了一些外國的「明星藝術家」而已，雖然風光一時，就長遠看來，卻無助於英國音樂文化的發展。
的確，近幾年來，國內的音樂活動蓬勃興盛，然而台灣西式音樂創作的生命力卻是疲弱的。在演出活動的「市場」中，我們難得看到台灣的演奏家演奏本地作曲家的音樂，即使偶爾演出，也僅僅祇是曇花一現而已！而我們以「重金」聘請來演出的外國演奏家或演奏團體，很少被要求演出本國作曲家的作品。這種情勢的形成，平心而論，我們的作曲家當然也得背負部分責任；然而，以西方音樂為主，特別祇是不斷重復十八、十九世紀德、奧作曲家的作品，成為台灣「西式音樂」的演奏主流，那絕對不是台灣音樂文化之福！
目前台灣的西樂發展至此，恐怕是當時大力提倡西樂敎育卻又曾努力研究「水社化番的杵音與歌謠」的張福興所始料未及的。
文字｜張己任 東吳大學音樂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