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兒紅》的編導太在乎觀眾直接的反應，太在乎他個人的悲歡際遇能否讓觀眾「笑中帶淚，淚中帶笑」，其結果卻是如角色一樣的沈溺與自憐？《女兒紅》最為一偏私密的告白，創作者的勇氣可嘉，最為一個應該被評論的作品，卻表現出一種不對等的關係：面對創作者毫不保留的自曝隱私，觀看者該如何自處。
對於一個勇敢探索自我內在深層的藝術創作者，我們一向懷抱著敬意與包容，因為，他們的真誠與勇氣，其實也正對照出我們（躲在黑暗中、匿名的、無法掌握的觀看者）的封閉與膽怯。當然，真誠與勇氣的本身，並不具有絕對的價值，在藝術表現的層面，無論再真實的素材，都需經過創作手法的轉化，透過某種特定觀點的呈現，才能成為一個可被鑑賞討論的作品，才能在創作者與觀看者之間，形成一個可以對話的空間。
因此，在屏風表演班的《女兒紅》裡，我們真正應該注意的，其實不是這個關於創作者母親的故事是否真實，而是這樣的敘事，可以呈現出什麼樣的時代與人性面貌。
從這個角度去看，這樣一個賺人熱淚的演出，其實是頗令人失望的。尤其是，如果我們將它和屏風的另一個處理類似素材的作品《京戲啟示錄》相比，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創作者探索揭露自我內在的情感不減，但少了細膩的處理手法，可以超越個人格局的視野/觀點，讓一個原本可以為一整個世代代言的悲劇角色（修國的母親），成了陷溺在自虐情緒裡的悲慘人物，讓一個原本可以映照出海峽兩岸近代歷史之荒謬的家庭（修國一家），成了一群自哀自憐的可憐蟲。相對來看，宜幸（修國妻）一家的客家背景，不僅無法成為一種對照的觀點，更可能淪為政治正確下的樣板人物，和劇中那段既不精采（缺乏戲劇的真實感）、又不感人（缺乏歷史細節的準確呈現）的鬥爭大戲一樣，讓人難堪。
我試著想像，在《女兒紅》的創作過程中，編導者必須不斷地去挖掘深埋心底的記憶，同時面對故事中被召喚的人物（尤其是自己的母親），對自己的詰問：為何等到此時？為何不在生前盡心陪伴，卻還要在身後訴說這種”子欲養而親不待”的遺憾？這些記憶與詰問，可能是外人無法置喙的私密，但一到了舞台上，身兼主要演員/敘事者的編導如何去面對並無意圖窺探的觀眾，就必須面對藝術處理層面的問題。我不清楚在排練的過程中，編導對這樣的問題，採取什麼樣的做法或態度，但從演出的結果來看，我只能說：與自己保持一定距離，也和觀眾保持一定距離，都是絕對必要的。此外，如果能夠從一個更寬廣的視野來觀照，創作者或許更能超越自己的喜怒哀樂，給自己的作品一個更大的格局，或者也就可以不那麼在乎觀眾的反應。
是的，《女兒紅》的編導太在乎觀眾直接的反應，太在乎他個人的悲歡際遇能否讓觀眾「笑中帶淚，淚中帶笑」，其結果卻是如角色一樣的沉溺與自憐。
《女兒紅》作為一偏私密的告白，創作者的勇氣可嘉，作為一個應該被評論的作品，卻表現出一種不對等的關係：面對創作者毫不保留的自曝隱私，觀看者該如何自處？
文字｜陳正熙 國立台灣戲曲專科學校專任講師
